简介：王蒙，著名作家，1956年秋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极大反响。1986年至198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自50年代以来发表、出版小说、评论、散文、新旧体诗歌、杂文作品共一千余万字。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二十余种语言文字，并在相应国家或地区出版。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王蒙在国内外文学艺术界和学界声名卓著，现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新疆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名誉教授、顾问，并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应邀访问世界各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特邀访问学者、美国三一学院校长级学者(presidential fellow)，并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国际笔会与世界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欣欣向荣的新兴城市——淄博市，来到这个欣欣向荣的也是新兴的也非常有规模的山东理工大学。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我感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要讲的内容，其实主要是关于我们的文学语言的资源问题，但是文学语言的资源问题要是这么说，就显得有点太专。而我们这些年的风气，包括我个人，喜欢把话说得大一点，把题目做得大一点，所以就戴上一个大帽子。

“汉语写作与当代文学”实际上是要讨论一个文学语言的资源问题。谈到文学资源问题，我想谈五方面。

一是古文与古典诗词

古文主要指文言文，文言文在五四时期曾经受到很猛烈的冲击。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它和活的口语脱节了，分离了。这样它丧失了活的语言的源泉以后，就变得陈陈相因，变得甚至显得很老朽。可是今天我们重新拿起古代这些文章来看，仍然觉得它们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趣味。譬如说，古代的某些文章的观点也许令人觉得经不住推敲，但是读起来仍然让人相信他们写的精纯宏博，微言大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文章写得很有劲儿、很有神，过去还讲很有气势。古人侃侃而谈，硬是把既缺少实证又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的观点讲得头头是道、雍容华贵，文章的论点实际上经不住严密的推敲，用现代逻辑或是实证的观点它经不住推敲。但是它讲得很漂亮，一下子就下去了，比如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相声里管这个叫“贯口”。一下就从“治国平天下”一直到“振兴城邑格物致知”，一下子就说下来了，气特别的足，特别长。像独唱帕瓦罗蒂一样的一下就上去了，几分钟就过去了，它有一种很好的审美价值。

譬如《老子》里边的一些话，你解释起来，光为解释这个《老子》可以把人争得头破血流。但是你要不让人解释，你自己在那看，来回地背诵，你觉得它简直就是绝了。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最喜欢看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是什么呢？天津话叫“熬小鱼”，估计山东话也差不多，对，山东话叫“煮”。这个“治大国”为什么如“煮小鱼”呢 ? 你分析不清楚，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但是这句话一说，你就觉得语出惊人、举重若轻、气概非凡、胸有成竹、神机妙算、深不见底。老子写上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哈哈大笑，面有得色。多少学问悟性，多少阅历思考，尽在其中。

再比如说我小时候背《孝经》，古往今来没有人认为它是好文章，但是现在你看起来，你也觉得它挺绝。你从第一章第一句的字看起，觉得同样非常善于表达。用最生活、最浅近的语言来解说——当然它是一厢情愿地解说重大的命题。什么叫“孝”呢？“侍于世亲”，“侍”就是侍奉，服务，先给自己的双亲——爹娘服务。我不知道这个考据里是不是还包括更上一辈，当然也可以包括了。“中于侍君”，这个“中 ”是“中间”的“中”。现时要很好地给父母服务，发展下去就是要用对待父母的态度来对待领导、对待君、对待国君、对待老板。所以“侍于世亲，中于侍君，终于立身”，“终结”的“终”，“终了”的“终”。这样的话，你才能站立住，才能实现自我。把一个很本能的孝敬自己父母一下“上纲”到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上来。这是一种递进的修辞手段，古已有之的“无限上纲”的魅力与魄力。这里的“无限上纲”不带贬义，我是作为文章做法来写的，不是说大侵害时候的无限上纲。它合辙押韵，犹之兴奋点昂扬。

有时候你看古文，有一种大补的感觉，就好像吃了人参、鹿茸、复合维他命的感觉。这里头有汉语、汉字的伟大贡献。汉语特别是汉字，讲究审美、讲究联想，讲究灵性和神性，所以《史记》上记载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下小米，鬼夜里都哭。为什么？中国人学会汉字以后，太伟大了，太神奇了。它提供的信息量这么多，兼有神、声、形、义，你一看字，它就给你一种暗示，一种理解，对你有一种吸引力，这种信息量是种种拼音文字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语在古文中是字本位的，关键是要看这个字，你不看这个字光是别人给你念一遍，你理解不了。你不但要看这个字，而且你要背诵，为什么背诵呢？它是一个和口语适当脱离了的，高高在上的一个语言系统。所以你平常的说话，如果都是用文言文说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可笑。就像《镜花缘》里描写的“到了一个君子国，大家说话都是‘之乎者也’：‘酒要一壶乎，茶要一杯乎’”，你觉得非常可笑。它拔上来了，这样它脱离了口语，使它缺少了最生动的来源，这是一个缺憾。但是脱离了口语，它又带来了许多好处，什么好处？第一，它摆脱了方言。否则如果我们的语言是拼音文字的话，那山东话是一个拼音，广东话是一个拼音，那差别比德国话、比利时话、瑞典话、挪威话还大，所以摆脱了方言的区分。还有一个，汉字比较难学，它又特别精炼，特别富有审美气息，汉字写起来又非常费劲。

古代的文章还是在竹简上刻出来的，所以特别精炼。给写文章的人一种很了不起的自我感觉。我们看古代这些写文章的人不管他混得怎样不强、怎么穷酸，他还在自荐，就是自己推荐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还在求职。但是他写起文章来，自我感觉仍然很好。他写起文章来，就像曹丕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我老想蒋介石先生的儿子蒋经国先生，“经国”两字还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里来的，出自这里，它有一种大气。

秦汉时，开始有纸、毛笔，蔡伦造纸，蒙恬发明毛笔，写起字来时明窗净几，焚香沐浴，书童研墨，红袖添香，在一种极其美好的状态下写文章，文章写得手舞足蹈，吟之咏之，摇头摆尾，得意洋洋。特别是汉字还很容易有这种对仗，有这种骈体文，讲究词藻，有时候词藻在形式上能达到极致。比如说这是很普通的，很多人都会背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在词藻和形式上就达到了极致,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你觉得他把好话都说尽了，把这个气概都用尽了。

这些东西确实存在着五四时期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社会总是从一个金字塔型向网络型来过渡，也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化的过渡。向民主化的过渡，使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文盲的苦境，解放了各种各样人的精神力量、文化力量，所以现在写文章已经不是少数文人学士，摇头摆尾、吟咏赞叹、一唱三叹的人的专利了。相反的，工人、农民、打工仔、打工妹、下岗的、上岗的、养老院的，甚至现在还有超低龄写作。写小说的，十八岁的可以写，十四岁的也可以写。文化高的，文化低的，还有不大认识字的也写出长篇小说，我就不具体提名字了。很多字都不认识，他画一个画，用八年时间、十年时间，然后在文化教员的帮助下、整理下，整理出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文化的民主化、文学的民主化、语言文字的民主化好不好？好，当然好。你怎么能够把写作、把笔当作少数人的特权呢？但是任何一种民主化都有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少数人在写作时的优雅，那种精致、那种自我的满足、那种得意受到冲击。老子《道德经》有什么了不起，写来写去不就是几千字？现在一个16岁的孩子，如果找人帮忙，再包装包装，自己又有点灵气的话，也许两年时间能写30万字。所以有时候历史会跟人开玩笑，民主化放在文化上，有时候，不是全部，它会带进来一些粗糙、带进来一些粗鄙，而减少了那种精英的、精神贵族的自我欣赏。所以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化、大众化写作的情况下，在解放了大量精神能力的同时，也会让人感觉到现在是众说纷纭、众声喧哗、雅俗共鸣、鄙俗平庸、起哄造势，加上网络文学、传媒文学、商业炒作、广告风格、市场导向、权力操控、大亨操控，还有海外强势文化，如此这般，如今这个年月到底好文章在哪里，到底公众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尤其是还有没有公认的好文章？所以我们古代的这些杰作，是我们的一份遗产，如果丢掉这份遗产非常可惜，照样不懂得拿起来当然也不行。

但古代的文学语言并不仅仅表现在我说的那些经典文章里边，尤其表现在诗词里。中国古典诗词，今天在这也没有时间细说了，它本身和现在的知识产权是完全不一致的，不要把它看成一种专门的尤其是职业性的，它是一种风雅，一种高尚，一种自遣，也是一种交际，所谓一唱一和。为什么中国古典诗到后来到了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地步？搞得很难创新，非常限制人的思想呢？就因为古典诗词本身像一棵大树，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学的一棵大树，而每个人写的都是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树叶、一个叶脉、一个小芽、一个骨朵，或者是树皮上长出的一个疙瘩。写出的东西必须和这棵树相匹配，起码能被兼容。所以必须大量地熟读中国的古典诗歌，然后你才可以写诗。

现在喜欢古典诗的人非常多，领导干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还有一些原来写新诗写小说的，就改写古典诗歌。有的写得很好，有的让你看着实在难受，因为它不匹配、不兼容。出来的是乱码，不伦不类。这是我今天顺便谈到的对古典诗歌的看法，这是很重要的文学语言的资源。

二是古典的白话小说

这些小说大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诗歌和散文看得是比较高的，而小说和戏曲看得是较低的，比较世俗的。古代的白话小说和字本位离开口语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非常口语化的。不管是《金瓶梅》还是《红楼梦》都是非常口语化的，而且由字本位向音本位过渡。《红楼梦》里常常有这种情况，在这一章里说一些口语，在这一章里就变了三次，先用这两个字，语言是一样的，过了会儿又换了另外两个字。许多口语，小的时候家里人都那么说，《红楼梦》里都能找到。这样一些语言让我们非常佩服，实在是非常的杰出。《金瓶梅》也是非常口语化，和当时市民说的话几乎一样，向老百姓的语言靠拢，非常注重语音，并不注重字。但一旦写出字，也会给你很多联想，因为它毕竟是汉字。当然这种语言又不完全一样，古代白话小说也有半文半白的，比如说《三国演义》。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还有些基本是文言，比如《聊斋》，把文言文的精练、精确、潇洒、细腻与通俗性联系到一起。《史记》虽然比较远一点，但也比先秦的容易接受。第二个资源至今有很多是我们无法逾越的，特别是这三本书，一个是《金瓶梅》，口语是实在写得好，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儿女英雄传》。

三是翻译作品的语言

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和大量的翻译作品开始进入。翻译作品只要翻译成中文了，就是汉语写作的一个资源。中国古代外来词汇也很多，不过我们不知道就是了。我在新疆待过很长时间，新疆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香菜还有一个名称叫芫荽，芫荽是专门造的两个字，没有别的意思。这两字别的地方没讲，单独一个组合。它来自阿拉伯语，是音译。菠菜在古代叫博冷菜，也来自阿拉伯。

在晚清以后，有林琴南式的翻译，后来慢慢地有了白话文的翻译。翻译的文字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些翻译的文字有很大的好处。古代白话小说缺少那些比较细腻的、诗意的、抒情的东西，很多都是市民的语言，也缺少很细微描写的东西，尤其是描写风景的，也缺少一些比较高雅的而又带有哲理性的东西。翻译过来的文字这些正好是他们的长项，写心理、写风景、写一种对生活的思索。我想，写风景和西方的油画传统有关，更注重形似，而我们画风景主要为了抒发心中的感受。外国的绘画讲究写生，讲究风景、透视，还有几何学上的许多观念，远中近，比较细。其实中国也很注重这些，中国文学有时也很几何化，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有一种几何美，但毕竟不像翻译出来的作品那么细腻，在描写景物、描绘静物、描绘房间、描绘道具上那么仔细，这个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在描绘心理上，我想这和西方心理学有关系，很注重人的幻想、感受、梦想、渴望、失望、焦虑这些，尤其是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发展有关系，心理上有变态、幻视、幻听、强迫观念等许多精神病学上的一些概念。我们经常嘲笑西方的文学作品，比如，我们中国文学作品描写把一个茶杯从这边拿到这边，可能六个字就可以写完，把茶杯放到这就完了。可是让西方文学家来描写他的心理活动，写了15页茶杯还没摸着呢。俄罗斯古典文学里“多余的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但是他确实比较关心人的内心生活，描写里仍然有很多感人的细腻的地方。还有一个启示：一个人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take care your feeling。你的感觉你的情绪你的梦，这方面对我们也有很多影响。再有那种哲理式的思索，这和西方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候的在谈话中谈论一些事有关。西方的语言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白话文，这是一个事实。西方比较讲究名词的格，这个名词在这个句子中是主语、宾语，还是一个从属的关系。白话文里经常要用很多的“的”字。“在一个美丽的、秋天的、半阴不晴的阳光的照耀下，从远方来的头发斑白的拄着拐棍的缓缓地走过来的……”，文言文从来没有“的”字。“人夫”就完了，不用“人之夫”，按本来我们的语言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有时不需加说明，自己理解就可。有了西方翻译文学，我们常常喜欢强调“被… …”。比如，我来到山东理工大学被招待得非常好，其实“被”字完全可以省略。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法上，一些介词、连接词上都给了我们很大影响。而且，我们现在习惯用的一些词，实际都是从国外来的。很多新的科技名词、政治名词过去古书上没有，这样就有一部分中国作家不看古文，也不看古代白话小说，用的词就是从外国翻译作品学来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是田家英起草的，有些句子带洋味。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这不是中国人的说法，只能是I was，I am，I will be。但若只认这门，而排斥中国古文、古诗、古代白话小说，这个作品好比是一条腿走路，喜欢文学的人应该是五条腿走路。

四是五四时期形成的一些五四的新文学语言

五四时期一些新文学的作家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语言，也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作品中学习到了大量的东西。虽然他们受到了嘲笑，说他们的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语言，但实际他们尽量寻求相对比较高雅的语言。所以，我们看五四时期的作家有一批应该算还是有点优美，但是又不完全站得稳的语言，很美。

我小时候读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光这个“聪明的”就让我如痴如醉啊，很温馨啊，有一种被文字融化了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不是让人喜爱的词。老舍先生最反对、最不喜欢的就是“潺潺的流水”，他就死活不明白什么叫“潺潺”。潺潺实际是象声词，但是听水的声音实在不像潺潺，哗哗比较大，潺潺比较缓慢，比较小。但是我后来接受潺潺，虽然我听不出潺潺，也不彻底排斥潺潺，我觉得潺潺的字形，下面三个“子”有点像水流的小细波纹。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很稀奇古怪的想法接受了潺潺，但是老舍不接受潺潺。我还不接受一个词，就是“皎洁”。这也是从古文里来的，这个词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从小看月亮，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北京的工业污染也比较少，所以月亮看着都很亮。我就有一种非常亮的明月的感觉，但这个亮怎么形容？我不知道。后来我读了一本《模范作文选》，里边凡是写到月亮都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我就知道了，它叫“皎洁”。后来我丧失了对月亮的感觉，一见月亮——皎洁的月亮出来了。所以“皎洁”就变成我最痛恨的形容词之一。因为它控制了我，抹杀了我的创造性，抹杀了我原始的感觉。

还有一些更古的一些词，五四时期的人喜欢用，现在的人也喜欢用，这个都不足为据。有时一些语言，一种语言文学引起某些人的偏爱，有时候又引起某些人的偏见。我就讲一些有偏见的词。一个是“鳞次栉比”，形容建筑用鱼鳞来形容，用梳子来形容，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梳子总觉得不大清洁，总觉得可能会传染秃疮之类的疾病，而鱼鳞的味道可不好，而且鱼鳞里含胆固醇比较高。假设我写一篇关于淄博的文章的话，我绝不会说看到了淄博鳞次栉比的房屋。我还不喜欢一个词，新中国成立后的，“天麻麻亮”麻麻两个字放到一块，给人一种身上起麻风的感觉，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怪癖。我不喜欢这样的词。相反的有些词我就非常喜欢，在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种词，像“你好”,“你好”现在都有人说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前没人说。新中国成立前见了人最多就说“吃了没有”。从“吃了没有”到“你好”，我相信新中国成立后到处说你好，跟俄罗斯有关，俄国人见面就说，我们把它翻译成“你好”。所以，五四时期又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非常漂亮。像五四时期的刘大白、许地山，我特别喜欢许地山的文章，也愿意背诵，我背诵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背诵古文的感觉。朱自清等等，确实出现了这种美文。

五是当代人们的活语言

这种语言里，第一我要讲的是农民的语言，因为在延安座谈会议以后，有一段在客观上、在事实上，农民的语言一下子大行其道，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赵树理为代表。赵树理缩小文学语言和农民口语的距离，基本上是零距离。赵树理的作品就跟听山西农民说话一样，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就读赵树理的作品，读他的书我真是太震动了，敢情还可以这么写作品。那种质朴，那种泥土气息，那种亲切，那种诚实、忠厚，简直是太感动人了。再比如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用的东北话，在他的《山乡巨变》里用的湖南话，但周立波已经不是那么口语化了，他已经是比较文的用那些话了，但是他用的那些东西都非常美。《山乡巨变》把这个女孩叫“细妹”，“细”本身也给你一种很好的感觉，小，还有一种不需减肥的美好感觉。但是那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很多人是学生腔，毛泽东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提出的“学生腔”，这个和他在革命的根据地要向广大人民普及做革命的宣传有关，你如果用刘大白、朱自清的语言，甚至用郭沫若的语言对农民进行宣传，那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距离、一个障碍。所以那时提倡大家都去下乡，都去学农民的语言，都去用农民的口语来写作。这也给我们的作品带来新的气息——乡土的气息。

第二，我就要讲各地的方言。这种对语言的、对于群众活的口语的回归，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越是活的口语，这里头方言越多。但是国家有一个政策，推广普通话。叶圣陶在其晚年做过一个非常认真的但实际上是不必做的工作，他把他自己作品里的，《倪焕之》《稻草人》里写得不符合普通话规范的那些词全都改了，改成普通话了。老舍都发过牢骚，在我们最提倡普通话的时候，他写的一篇文章提到，拿什么东西，把钢笔什么的都带上，编辑就认为“什么的”不符合普通话的规范，给它改成“钢笔之类的带上”。老舍说之类的最多是文具但“钢笔什么的”也可包括牙刷。但方言里实际上有一些非常生动的说法，有些也已经被引用了，所以被引用，有些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如“知识里手”，也是湖南话，他晚年还提出“过硬本领”，说是四川话。还有些话被接受还被改造了，像“煞有介事”，南方人说只能是“像煞有介事”，但是现在大家写文章都是“煞有介事”。我们现在对待方言的态度要比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好得多，开始感觉到方言也是一种文化，比如很多地方的戏曲和曲艺是不能离开方言的。评弹用普通话就唱不出那个味道来，广东的粤剧也不能改。

方言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宝库，但用得太生僻了，又会排斥一些读者。在这方面，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占了很大便宜。从老舍到所有的京味小说，大量用北京的土话，一直到王朔之类的，不管多么土的说法，连骂人的说法，胡同里的说法都往上用，而且很快就会被推广了。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第三，时尚语言。时尚语言层出不穷，而且不断变化。北京人说这个“好”就不断在变。我小时候都说“棒”，这是受了八国联军外国人的影响，德语和法语都有类似的音。现在北京人没有说棒的了，“棒”存在于台湾，台湾自命北京人，因为和北京分开几十年了，所以这是台湾北京人，所谓台湾京片子才这么说。北京人从说“棒”，引领时尚语言新潮流的是儿童，说“帅”，“份儿”，在1980年左右，说“盖”，说“盖帽儿”。形容学生作文水平很低，不会形容。北京的中学出了一题目：游八达岭的感想。说“长城啊真他妈的盖啊！”然后说“狂” “潮”，合乎潮流，真潮！近两年说“酷” “酷毙了”“帅呆了”，可能还要变化。“说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聊”，然后说“唠嗑”“言传”，后来就喜欢说“抡”，“海抡”就是指说话很夸张，但又不太靠得住。后来又叫“侃大山”，由“海抡”变成“侃大山”，现在人写的都写成“侃大山”，我始终认为这样写绝对是错误的，他指的应该是“砍”，因为“抡”它是一个手的动作，他说起话来是这样的，“砍”是什么意思？说起话来这样，一斧子就下去了，你不知道这一斧子砍到什么地方，它指的是这个意思，我说这实际已经很落伍了。你像我很不好意思地在这里用的那个国骂“他妈的”，在网上没有人用“他妈的”都用 “TMD”。这种时尚的语言，有的时候它冒得相当厉害，有的时候是通过商业广告。一开头我遇到我的孙子辈的人，讲什么“哇塞”，我简直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从一些什么香港片啊什么的来的，但是现在我也怀疑，没事说“哇塞”干嘛？一见面，“哇塞”！这个还是受美国人的影响？我不知道。

还有很多时尚的语言,有些人非常追求这种时尚的语言，而且这种时尚的语言总能吸引许多读者，我用时尚的话说就是：“吸引很多眼球”。但是这些语言它也有很多根本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来的快，去的也快，时尚总是不断变化的，你如果现在以为说“哇塞”很时尚的话，过两天也许不说了，也许说“塞哇”了。第二个弱点，时尚总是使人特别是年轻人趋之若鹜，因为他没有独创性，大家都用一个怪词，到处全是这个词，所以这个时尚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弱点。但是，我也并不认为要把这些时尚的语言都统统清除，除恶务尽，彻底扫除，我觉得没有必要。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影响，比如说某一个伟人，某一个大家的语言它也会有很深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如果我连续两个星期每天读的都是鲁迅的作品，等我一写出文章来，怎么忽然带上鲁迅的味儿了？这个语言相当的明练，比较沉重，比较悲伤，比较忧郁，它有一种分量，一种往下沉的分量。再比如说前些时候也有很多人研究毛泽东主席，他的那个文体，他喜欢说的话，那个影响就更大了，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地都会受这个影响。他最喜欢说的一些话，譬如说“其心又何其毒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这些还都说得不对。他有些说话的方式，就连那些攻击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的那些人，后来我一看他的文章，都是很好的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学来的，那种反驳别人的口气，那种嘲笑别人的口气，不是从《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就是从《将革命进行到底》，都是从这些文章上学来的。一些重要人士的这种语言，文风他会影响许多许多人，甚至影响一片。

在这种文学语言的资源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过很多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为的，只肯定一种资源而排斥另外的资源，它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譬如说，如果我们把文言文彻底地看成是老朽的，是限制人的，那你一下子就和我们中国整个的几千年的文明都脱节了。如果我们把口语说成是“引车卖浆”的，是低下的，是低俗的，那里面也有低俗的东西，这一下子也使你失去了那种活泼和生动。如果我们把五四时期的语言看成只是一种书生味，一种学生腔，这也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把那种所谓翻译腔调，把所谓欧化的词句嘲笑得一钱不值，实际上被嘲笑得很可能就是自己。当然全世界的各种语言当中它也有一个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启迪和互补，或者是碰撞过程。所以我提到这一些，是从文学语言的层面来谈的。事实上，还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语言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用汉语来写作，对待我们的文学语言的资源应该抱一个非常珍视的态度。我们尽可能地拓宽自己语言的素养，同时又运用自己最熟悉、最习惯、最有表达力的那一部分。

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些，还可以再留一些时间，再回答回答问题。

1.问：王老师，您如何看待“80年后”这一代作家作品，如何看待这些作家如韩寒、郭敬明等，他们是否能代表同学们的心态？

王蒙：80年后的这些非常年轻人的作品，我由于受自己的年龄和视力减弱的影响，读的非常少。但是我问过我见过的一些年轻人，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看韩寒的作品，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觉得他骂学校骂得特别痛快。他们对学校也有许多的反感，但是他们不敢骂，也不会骂，然后看到韩寒的作品。我想这种心理肯定也有它的基础。第一，学校本身就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第二，越是年轻的孩子，他越有一种逆反的心理。至于说是阅读作品，我想在这个作品上并没有一个越新越好的规则。文学不像电脑，这个xp就比那个 windows98 、95 要好得多，windows98又比95好得多， 2000 是不是好我不知道。而文学就很难说，你不能说是现在诗人的作品比《诗经》写得好，或者比《唐诗》写得好，所以要是读文学作品， 80以后的可以读，80以前的，更要读，纪元前的，还要读。

2.问：看到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人这种诺贝尔奖的情结？还有就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您认为什么原因？

王蒙：我到处都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得我都有点疲劳了。但是我还愿意打起精神来回答。

诺贝尔奖，是北欧国家，瑞典科学院颁发的一个奖。这个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可以说是最有威望的一个奖，因为他们颁发得比较严肃、比较认真，也因为他的奖金额比较高，大概是110万美元的样子。而我国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呢，是两万元人民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种奖，它都是奖，奖并不是文学本身。奖，它无非就是名，再就是利。当然，诺奖表达了这样一个单位、这样一个集团就是瑞典科学院对你这个作品的欣赏。他们欣赏中国人的作品，当然要根据他们的观点、见解、审美习惯，然后阅读翻译成欧洲的主要语言，最好是瑞典文，实在不行也要用英文、德文、法文的这样一个译本。诺贝尔文学奖在历史上曾经奖励过一些很有名的作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比如说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但是同时它又漏掉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比如说俄罗斯19世纪、20世纪的一些大作家都没有得过，托尔斯泰没有得过，陀斯托耶夫斯基没有得过，屠格涅夫没有得过，契诃夫没有得过。就是说挪威的剧作家，我们最熟悉的是写《娜拉》的易卜生，但是易卜生，他比较激烈，因为我两次访问挪威他们都给我介绍说他比较激烈，所以，到最后还是很多人不敢给他奖，而给了另一个和易卜生在当时有点像唱对台戏的叫比昂松，比昂松的作品在中国基本上不被人们接受。就近几十年来说，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是至少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了的，这样的一些作家，更多的是奖完了就被忘记了的。除了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或者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来说，没有别人能够讲清楚那些作家，那些作家在中国也都介绍了，也都翻译了来，但是远远没有引起一个阅读的深入和激动。有多少人得了奖了这些人例如布罗斯基，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索因卡，尼日利亚的索因卡，有几个人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那个叫马哈福兹，在座的有读过他的作品的吗？所以也有许多作品，到了中国这儿，中国的读者并不怎么认同。诺贝尔文学奖有投票资格的院士委员会18个人，这18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一个叫马悦然的教授他懂中文，其他17个人都不懂。

据说马悦然教授他比较器重的诗人是北岛，所以1993年我在美国讲演的时候，美国的笔会的一个秘书——她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女士——就揪住我不停地谈这个，说：“你知道吗？今年北岛要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不知道，据我所知他是不透露他们评奖的消息。”但是她很自信地说：“我知道，我就是知道！I know ,I do know! 我就是知道！”我说：“Ok!你知道那很好啊”，她说：“如果北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会怎么想呢？”我说：“我就祝贺呗，谁得了我都祝贺呀！”我说：“如果你得了，我也祝贺呀！”她说：“那中国作家会怎么想啊？”我说：“中国作家有的认为他应该得，有的认为他不应该得。”她的眼睛一下子就大放光芒：“为什么认为他不应该得？”我说：“那不是很简单吗? 你要知道每一个作家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He or she is the best! 否则他就不写作了，你连这都不知道啊？”她说：“中国政府对北岛得奖什么态度？”我说：“中国政府什么态度？我没有授权替中国政府发布这个态度，第二现在就谈中国政府的态度也为时过早。”所以她给我一种印象，我们可以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很严肃的问题，但是西方有些人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当作西班牙斗牛士的那块红布，希望在中国人面前那么晃一晃，然后你怒起，噌，一下子就冲过去。后来你们说中国没有人得，有人得啊，高行健。因为几次北岛提出来都没有得，后来马悦然先生就提出了高行健，而且高行健的作品就是马悦然先生自己翻译的，后来高行健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了。但是，中国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不需要我来加以描写。

我想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很好的奖，如果任何人得到的话都是值得祝贺的，即使仅仅从 110万美元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会感到非常的羡慕。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等于文学，所以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都引用河南新乡新飞电器公司的一则广告，那则广告说：“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用同样的结构说，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搞得好，不如文学本身好！”

3.问：在您的创作中充满了一种积极的对人生的探索，您的一生当中受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请问您是如何调整心态，能够比较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同时创作文学作品？您的近作《我的人生哲学》里面出现了很多与佛家有关的思想与语言来平衡某个阶段的心态，这是为什么？

王蒙：第一，我说我，并不是说是天天都积极，或者说每天24小时能积极24小时，当然在受到很大挫折的时候我也有过失望，我也有过忧心忡忡。比如说在文革当中很长时间我连笔都没有，因为我有一管圆珠笔丢掉了，所以我想，丢掉了也好，也不用写什么字了。遇到挺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来了挂号信了，需要签名，那就跟自己的孩子借一管铅笔用，这说明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特别积极的。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的消极，我想这个和自己的性格有关。我觉得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形成的那种世界观，那种对人生的态度，对他的一生确实是有决定性的作用，毕竟是我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大的革命，作为一个孩子，赶上一个尾巴，我也参加了。我参加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体验了新中国诞生带来的那么多的希望、那么多的转机，所以说我确实始终觉得有些不正常的东西是有可能过去的，总有过去的那一天，这是第一点。

第二，佛家的语言，在共产党的语汇里边用佛家的语言是很多的，说我们讲“觉悟”，我们讲“放下包袱”。佛家虽然不讲“包袱”，但是它讲“放下”，所以仅仅从语言上还不能说明很多的问题。佛家的、道家的很多思想在某一个层面有特别精彩的闪光点。比如说道家，他强调“无为”，就是说强调你有很多时候不要去做那些不应该去做的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建议我给江青写一封信，说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说你从小就那么革命，怎么现在是这样的处境？后来我想了半天，就说咱们干不得这个活儿。现在证明我不写信是正确的，如果我写了信，多恶心这个事！有何面目见淄博父老？有些事情，没得干，干脆咱就什么也不干，对不对？所以这个佛家道家你在抑制你自己的贪欲，抑制你自己的急功近利，抑制你自己的斤斤计较方面我觉得有很大的好处。学一点佛家道家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我们总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个虚无的、消极的、无所作为，我们的总的世界观仍然是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

4.问：您觉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够融合吗？

王蒙：我觉得，完全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譬如说汉字，汉语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基石，那么这个完全不可能融合，你怎么跟英语融合呢？你改成用英语说话？五四以后有过这样很激烈的见解，要求废除汉语，要求废除中文，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从价值层面，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里头讲究的“仁”，“仁者爱人”，讲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像这样一些应有的德行，西方文化完全有可能接受，根本不可能排斥。而西方文化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有“人权”“民主”“法制”，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按具体情况来办。在价值层面的东西，我们不叫融合，而是说它有一个整合的过程。而像语言、文字，那我们从人种上来说恐怕也不一样，他个子比较高，服装上也有它的特点。尤其不可能融合的是吃饭，中餐和西餐融合不了，很难融合。但是一个人他可以今天吃中餐，明天吃西餐，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既有一种各自保持自己独特性格的多样性，又有一种普适价值的广泛的肯定和接收。

5.问：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产生了许多怪胎，您怎么看？

王蒙：你说的那种怪胎性的东西也会有的，譬如说就像接受西方的东西，又学得不像。急于想继承古代的东西，又学得不像。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那样还不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总的潮流，而是个别的、具体的，那是各种的失败融汇在一起。

（报告时间：2004年10月13日　报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