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以及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或研究教授。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等。

今天的演讲，之所以选择“数码时代的‘读书’”这样不太专业的题目，是因为事先和夏晓虹作了分工。我们俩抽签，看谁挑到专业化的题目，我不幸落选了。作为学者，术业有专攻，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对我们来说还好办一点；谈一个不太专业的，而且又能为大众接受，不同专业的老师同学们都能听得下去的题目，比较难。而且，后面还希望保持跟现场的老师同学们互动。这样的话，难度更大一点。最后，我勇挑重任，选择了这么一个题目。

我今天讲几个问题，希望在一个半小时内结束。剩下的时间，跟在座的同学们作比较多的交流。那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谈几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查书”与“读书”。

200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好多报刊转载，也常被人引述。其中，我谈到，现在电脑普及了，大家都不太读书了。为什么？平日里胡乱翻阅，需要时再临时抱佛脚，上网去查，这就够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在“翻书”“查书”，而不是“读书”。我们都知道，翻书、查书和读书，功能是不一样的，不能互相取代。所以，我在文章里面提及，我们必须把“阅读”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别看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其实，“阅读”这一行为本身所隐含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当代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为了“写作”而“阅读”，而过去的学者呢，往往是读书有所得，憋不住了，才来写书。不像我们今天先有一个“研究课题”或“论著题目”，非做不可，否则不能拿博士学位，或者评教授，于是只好发愤读书。既然是完成某个“课题”，而不得不“亲自”读书，难怪其趣味索然。越来越多的聪明人不愿意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而是需要时电脑检索一下，这就行了。这使得在今天，谈论“读书”，也都变得“奢侈”起来了。

我们知道，成熟的学者，是有“随便翻翻”的时候，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复的阅读与品味，也就是过去说的“含英咀华”。用宋代学者朱熹的话来说，读书应该“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九百年前的朱熹，批评当时的学者读书不认真，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我相信，我们以及你们这代人大都有这个问题——知道的很多，但读书不细。朱熹说，读书应该是一个巴掌打过去，脸上就要留下一道血痕，这才叫读书。而这种读书，今天看来，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今天中国的读书人，不再习惯于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反复思索，不断琢磨，而是强调“浅阅读”。过去找书很难，见到一本好书，如狼吞虎咽；现在找书太容易了，也就不太珍惜，更不习惯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再说，由于检索工具的发达，读书人很容易瞒天过海，做论文是这样，写书也是这样。这个问题，以前我在文章中谈过；四年过去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

很想跟同学们好好交流，不是传授我的读书经验，而是交待我的困惑。刚上大学那一阵子，胆子大，曾应邀做关于读书的经验介绍。后来年纪大了，发现读书其实是自己的事情，别人帮不了多少忙。自己的那么点体会，根本不值得炫耀。不说我没读好，即使读好了，你也没办法把你的经验“复制”给别人。当然，读书也有公共性的一面。我说的公共性，比如受时代思潮或技术手段影响，会有某种共同的倾向。还有，每个时代的读书人，都面临一些共同的困境。今天的演讲，一方面诉说自己的困惑，一方面也是直面整个中国学界的问题，亦公亦私，可大可小，希望能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讨论大家每天都要面对的“读书生活”。

第二个问题，我想先谈“读书”的定义。

你想谈读书，好，请问你说的“读书”是动词还是名词，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那个读书。换句话来说，什么叫读书，首先得有个定义。所以，我现在简单地为“读书”下一定义。

首先，所谓读书，可以是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比如，校园里见面，大家会打招呼，说你还在读书啊，那意思是说，你怎么还在上学，在经受听课复习考试拿文凭等等的煎熬。但是，如果不一定用学士、硕士、博士来诱惑，你都愿意读书，那个时候，你会坦然地回答：没什么奇怪，你别看我年纪一大把，还背着书包上学堂，那是因为，活到老学到老，自我感觉很好，那就行了。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所谓的读书，也可以是指社会中的某一种职业。读书作为一种职业，也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过去叫“读书郎”，或者叫“书生”。现在不这么说，比如我们说，是教授、研究员，还有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各色人等。

第三种，是指生活中的某一特定时刻。朋友们见了面，会问，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手不释卷？比如说，国庆节放假，你还在读书，不休息，不出去旅游，也不到球场奔跑，而是埋头书斋，这就是生活中特定时刻的阅读。

最后，是精神上的某种状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很多文化人都注意到，读不读书，不仅关系到动作，还呈现为精神，比如说，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写的《阅读史》，那书第一章，一打开来，就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拒绝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了么？这语气太严峻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中国人怎么说呢？说你长期不读书，显得俗气了、懒惰了、不上进了，等等。宋人黄庭坚在一封信里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是这样的，长期不读书的人，确实面目可憎，语言无味。问题是，很多人面目可憎但他不自觉，照样自我感觉良好，这可就麻烦了。

我说了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要看语境，也要看个人趣味。前些天，我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看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烂柯山》，是讲朱买臣马前泼水的故事。朱买臣最后得以扬眉吐气，甚至马前泼水，羞辱没有长远眼光、耐不住寂寞、逼他写休书并离他而去的妻子，靠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读书可以做官的这一精英选拔机制。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还改成京剧以及各种地方戏。这个故事，靠的是读书可以做官这个机制。有了这个机制，读书人可以突然间变得富贵起来。但是，这一套现在不灵了，而且反过来，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官大学问大。现在的官员，之所以大举进入高校镀金，成为硕士、博士，是为了后面的进一步提升，这是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我们专业有一个硕士，本来觉得他念得不错，劝他考博士，他说不，他志向很远大，要出去改造社会。他是浙江人，回家乡找工作，转了一圈回来，很伤心，说他去某县级市联系工作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我们这儿条件很好，收入比较高，只有博士我们才考虑。我想，各级政府的办事员，不管专业，全都用博士，这有点瞎扯淡，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先例。说句开玩笑的话，有一天北京大学守门的都是博士，假如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绝对不是福气。

这就难怪，今天很多年轻人盲目地拼死考博、考研——这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开始我还很认真，学生们报考，若不合适，我会劝他不要考。我原本每年都劝人家，不要再考，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很多人考博，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做学问，而是社会逼迫他们非考博不可。否则的话，他很难找到好的工作。这等于说，“读书”是被“找工作”给逼出来的！一旦想明白，我心里凉了大半截，因为，校园里那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很可能一出校门就不读书了。读书是为了找工作，找完工作了、当了官了，或者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就不用再读书了。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己兴趣读书的人。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和夏晓虹编过一本《北大旧事》，流传很广，而且，我写过《老北大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问题，老北大有一个传统，校园里有很多“偷听生”，因为穷，没有办法进大学，就住在北大附近，每天蹭课。这些“编外学生”，后来不少成为文化名人。我以为，这虽不符合有关规定，但更接近孔夫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我在课堂上说了以后，有人跑来告诉我：老师我坦白，我也是在北大偷听的，已经听了你三年的课程。

要拿学位就必须读书，但读书并不等于就是为了拿学位，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相距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开学的时候，就说了这段话：希望学生们以学业为重，不把大学作为贩卖文凭的所在，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元培又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忆北大十年，蔡先生最得意的，是他改变了北大的传统。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如今比比皆是。

北大在晚清的时候叫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里面的学生很多是老爷，就是说很多人是有身份的，有官职的，他们来进修，比教授的地位还高。有一个笑话，就是京师大学堂必须上体育课，体育老师的官阶比那些个学生低多了，所以喊口令的时候，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这个传统，导致早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官气很重，所以蔡元培才说，北大聪明的学生上法科而不上文科，是一个耻辱。因为上法科容易当官，法科教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司法部部长，或是哪个厅长，学生进法科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将来好当官。而进文科，等于今天的文史哲，将来当官的可能性小，所以，很多人不选文科。通过蔡元培的努力，北大形象确实发生很大变化。但是80年、90年过去以后，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学，还是有很多成为贩卖知识、贩卖文凭的所在，依然有很多学生上大学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比如学士、硕士、博士。现在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博士后”崇拜。我说很奇怪，那是因为，在国外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是一种经历。一般来说，你没找到一个你满意的工作，那么做做博士后，这可成为一个过渡。现在中国好多人要求要做“博士后”，甚至还有人标榜自己是“博士后导师”，真是滑稽。现在的情况是：博士吃香，但是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不可思议了。至于说读书能够“脱俗”，人家不希罕，因为人家不忌讳俗气，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好像有一点失落。

我想把读书的定义再转过来，谈一下第三个问题：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己的学问过于自信，不仅谈经济，还谈政治、谈文化、谈道德、谈审美，似乎想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于是，学界中人，都在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好吧，你劝我读书，我让你先算一算读书的投入和产出比，再看到底合算不合算。因为我自己数学差，算不好，只好转而谈谈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读书。不过，为了博诸君一笑，不妨讲述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

我看过那么多关于劝学的文章，最有趣的，还属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礼拜六》，那上面的文章说，读书很好，既便宜，又卫生。新文学家一看很愤怒，对这种以休闲的心态读书、写作提出很严厉的批评。1921年6月《文学旬刊》上，曾发表叶圣陶的文章，叫《侮辱人们的人》，批评那时候上海报纸上登“礼拜六”的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连性情很温和的叶圣陶先生，看了广告之后，都说这实在是一种侮辱，侮辱自己，侮辱文学，还侮辱他人。这句话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某种实情，即随着出版和印刷业的发展，书价逐渐下降，普通人也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不太昂贵的消费。比起都市里许多更昂贵的娱乐来，读书确实是比较便宜的。今天也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游走青楼这些不良行为，我说的是，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现在书价在涨。当年，《礼拜六》的主编王钝根在《〈礼拜六〉出版赘言》里边说，买笑耗金钱，买醉碍健康，不如读小说节省与安乐。所谓“买笑”，意思是说逛妓院，那要消耗很多金钱；你要喝酒，喝太多的话，也妨碍健康。所以，看小说既节省也安乐。而且，别的东西一下子就过去了，小说看了以后，还可以藏起来，今天看不完，明天还可以看，自己看完了，还可以借给朋友看，还可以跟老婆一起讨论。这样，一编在手，万虑皆忘，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比起其他的文化娱乐来说，读书确实是便宜的，而且，现在可好了，大学校园里面免费上网，同学们整天都挂在网上，有很多人下载文学、史学著作，阅读起来非常方便。今年上半年，我在法国巴黎讲学，很多朋友说，你在法国讲学，那太幸福了，可以整天去听交响乐、看芭蕾舞。他们不知道，进歌剧院听大歌剧，那是很贵的，不能每天都去，还是读书好，便宜得多了。

我能理解今天的大学生，阅读对他们来说，很方便，所以不是很珍惜。说到这，我想起一个事情，好多年前，我在香港做研究的时候，跟香港的大学教授说，我看你们拿那么多钱，学问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实在不服气。人家说，你可搞错了，正因为我们的钱多，必须消费，要消费必须有时间，所以我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现在大家都说，很佩服你们77、78级读书如何刻苦。我很低调，跟他们说，确实我们当时读书心无旁骛，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耽误了很多年，很想补回来，所以会很认真；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诱惑少，不像现在的孩子们，有那么多的诱惑必须去抵御。所以我说，你们今天愿意亲近书本，抵抗各种诱惑，比我们当年还“伟大”。依我的经验，穷人的孩子往往喜欢读书，而且读得好，这有些是天性，有些则是被迫，因为太时尚太高雅太昂贵的娱乐，他们玩不起，所以只好拼命读书。不过，没关系，他们可能最后比那些出身富贵人家的，读得还好。一开始是被迫的，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肆意娱乐，但是日后你会发现，他们因祸得福。

现在大学学费还在国家的控制之内，不能随意乱涨，但中小学的学费已经越来越离谱了。所谓九年义务教育，好些地方还在收费，而且收得太不像话。这样以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同样在中国读中学读小学，水平相差太大了，根本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你会发现，富人的子弟与穷人的子弟，在起点上就不一样。所谓读书成本，比如说拿学位或者上好中学、好大学，这个成本我算不了，牵涉的问题很多。我现在谈的，是个人兴趣的读书。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读书的边界。

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1979的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是李洪林写的，题目叫《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个时候关于书籍的很多清规戒律，很有意义。人为地划定禁区，哪些书能读、哪些书不能读，这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历朝历代，颁布了很多禁书令，效果都不好。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也许更感兴趣，有句话，叫“雪夜闭门读禁书”，很高雅的。再比如，《金瓶梅》经常被查禁，但是士大夫家，不放在桌子上，而是放在桌子底下看。雍正年间，大臣朗坤不懂这个规矩，上奏折的时候，把《三国演义》的故事都写到奏折里面去了，皇上一看大怒，当即下令革职，而且打了一百鞭。可是没有人敢追问，皇上你怎么知道我引的是《三国演义》？是不是你私底下也读《三国演义》？大臣上奏折的时候错引了《三国演义》，马上被皇上看出来，皇上哪来的火眼金睛？这个材料，我20年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引过，很多人看了都很开心。

读书没有禁区，但是阅读有途径。也就是说，有的读书方法好，有的则不好或不是很好，不能只说“开卷有益”。只是提倡读书，这还不够，还得说说到底该读什么书。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个是清末文人孙宝瑄，他的一本书叫《忘山庐日记》，里面有一段话，很妙，大意是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怎么样。后面说：“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书的新旧与好坏，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你的眼光。有好眼光的人，旧书也能读出新意来，眼光不好的，读出来的，照样是旧意。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是林语堂的，更有趣。读现代文学的，都会知道他有一句名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最擅长的是给中国人讲西洋文化，给西洋人讲中国文化。说到读书经验，他说，他只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这个话有道理，但是不能太当真。我说有道理的意思是说，中流的书不值得读，因为中流的书很可能是人云亦云，同一个意思不断地炒。中国现在每年出版书籍十万种，在你的专业范围内，每年会出版比如说几百或上千种新书，你根本读不过来。你会意识到，读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哪些书该读，哪些书根本就不必看，读了坏书，不但没有益，而且还有害，你还得想办法把它吐出来，很麻烦的。所以，林语堂说的读极上流的书，大家都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说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我想，他想表达的是，因为社会的偏见压抑了特立独行之士，有好多先知先觉者的著作都是被查禁的，文学、哲学、史学都有这种书。很多好书，开始时是被查禁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偏见，要突破这种偏见，就需要读下流的书。被大家认为是下流的书，我敢读它，能读它，这体现我的视野开阔。当然，还有一个方面，书有好有坏，混在一起，能够沙里淘金，可见你的眼光。敢引孔夫子的话，很正常；敢引毛泽东的话，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说它是“经典”。敢引那些大家认为是下三滥的东西，而且引得有道理，这才是本事。过去的读书人，有经验，或者说一个小小的诀窍，那就是读那些很偏僻的书，拿来炫耀自己的博学。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自己有眼光，与众不同，这是一个策略，有好也有坏，能出奇制胜，但也有偷懒，瞒天过海的因素。

我想说说原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书读完了》，是八十年代中期写的。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后来金克木先生作了一个发挥，说中国书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几十种，那是原典，其他的多是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的引申发挥。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只读《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的书，而从来没读过《红楼梦》，那他能算懂得《红楼梦》吗？换句话说，有的书是在源头，有的书是在下流，读书应该读源头。

中文的“经典”与英文的“CANON”，都是相当郑重的字眼。除了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还指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其作用，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因此，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往往依靠其产生的“经典著作”来呈现。

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可能为人类历史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如此开放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大大扩展了“经典”的队伍。基本含义没变，可遴选的标准却大为降低。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个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再最终确定其地位。放眼望去，你会发现，同是“经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

一部作品能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质疑。

所谓的经典，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中间有移动。经典不见得就是古老，非从三皇五帝说起，那是吓唬人。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或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

第五个问题，我想谈读书的效果。

去年，为了纪念国家颁发博士学位二十周年，我应邀撰写了《好读书，求甚解》，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12期上，人以为调侃，其实别有新意。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

每年大学生入学，迎接新生的会上，经常会要求我去讲几句话，我特别烦新生一进来就打听：“老师，将来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说你还没耕耘，就想收获！还没进大学，就问我将来如何找工作。不过，这大概是家长叮嘱的话。这个东西，影响学生的阅读，使其无法进入那种纯粹读书的境界。我希望的读书，兼及读书人的博雅和专家的专精，保留读书的乐趣，同时对学术有所推进。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和职业之间是有关系的，大学里面只讲修身养性不行，可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太可惜了，所以我说理想的博士生的训练，不仅是学得一种精湛的专业技巧，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高远的学术志向和淳厚的读书趣味。比起那些只关注“人才”或“成果”的说法，我的论述更加贴近“读书”的本意。人家可能认为，这么说境界不高，可我认为，我所追求的读书境界，比那种只是期待学生们将来拿诺贝尔奖或当大官什么的，更有意义。在我看来，读书心境的失落，比具体的专业知识的缺陷，还要可怕。

读书必须求解，但求解有三种不同的办法。我把它稍微分解一下，第一种叫“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的读书，像陶渊明那样。第二种叫“好读书求甚解”，那是我说的学者的读书，读书时很高兴，且力图做出专业性的解释。第三种叫“不读书而好求甚解”，我戏称之为“豪杰读书”。所谓豪杰读书，是借用晚清的一个词，叫“豪杰翻译”，特点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想修就修，想改就改，想删就删，弄出来的东西，一半是原来的，一半是自己的。以自己的趣味来随意曲解古人或外国人，这就是我说的“豪杰读书”。

为什么我要关注读书和心境的关系，要强调“名士读书”和“豪杰读书”的区别呢？因为，读书最主要的功能，除了知识积累以外，还有精神生活。我想表达的是，作为一种专业训练的和作为一种人格修养的读书的区别。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学教育，在我看来，现在的文学教育问题比较多。在座的，我估计有好多是中文系的，我自己长期在中文系教书，深有体会，我们的学生们能获得很多专业知识，但是似乎文学艺术修养不高。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主要教现代文学方面的课程，而夏晓虹是教古代文学的，有一年她去德国讲学，我替她讲课。考试的时候，我出了一道题，大意是谈《儒林外史》的艺术特征。学生的卷子交上来，我看了很伤心。为什么呢，有70％的同学答《儒林外史》的艺术特征的时候，举的例子是“范进中举”。为什么我生气，因为可见他们进大学以后没再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范进中举”是中学教材里有的。论述《儒林外史》的讽刺特征、科举制度，还有什么艺术结构啊，他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具体文本分析的时候，你怎么只记得“范进中举”？换句话说，很可能中文系的学生不怎么读作品，只读文学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这里的学生怎么样，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整个课程设计的问题，花那么多时间传授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让他们知道明代有什么作家，清代有什么作品，这些作品又如何伟大，等等。学生们说，对不起呀老师，我要记得两千年的中国文学，没那么多时间去读作品，因此，我只好多读文学史。这就难怪，我们的学生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而缺乏准确的艺术判断能力和精彩的艺术批评技能。所以，我说，知识多，技能少，趣味不高，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的通病。文章发出来后，很多教授感兴趣，希望努力改进我们的文学教育。当然，我所说的文学教育，一种是培养专家，一种是培养有文化的有趣味的读书人。培养专家，将来念博士，当教授，然后写著作，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人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合格人才，对他们文学修养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我们也给全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开文学课程，目的是培养他们的趣味，不要求这些人将来成为文学评论家，而是希望他们能像陶渊明那样凭兴趣读书，读文学，而且“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就够了。我们的教学目标是，日后绝大部分人成为有教养的能欣赏文学艺术的读书人。当然，专业训练那是另一回事，同样必不可少的。

第六，我讲读书的乐趣。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读书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本身就具备了独立的意义，没必要“黄金屋”、也没必要“颜如玉”来做诱引，不该只是将它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看来，读书本身便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学生抱怨：“真没劲，我不想读了。”老师开导：“你别着急，认真读，读完以后，日后就会有用。”这说法用心良苦，但我不接受。不是日后有用，你才苦读；应该是你读的时候感觉很愉快，必须到这个境界，才像在读书。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插队下乡，你猜我最喜欢什么，喜欢下大雨。为什么？平时如果不出工，跟队长请假，必须编理由，比如说我身体不好啊，或者是有别的缘故。只有下大雨的时候，你才可以安安心心躲在家里读书。古人说“耕读传家”，那是耕地的活不重，才能够达到这一步。要是农活太重的话，很累人，晚上根本读不下去。我的读书兴趣，是在这种状态下养成的。当然，我不否认成为职业读书人以后，一年365天都在读书。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古之学者，读书有得，不得已而著书，今天学术评价越来越刻板，大家为了著书而读书，这就丧失了很多读书的兴趣。说到这，我想举一个例子，说的是胡适先生。胡适,我们北大的老校长,他四十年代曾写了一篇文章，说他读《水浒传》时，没办法一次读完。为什么呢？他读《水浒传》读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个可以考据的东西，他就考据去了。过了好长时间后才想起，我从第三回读起，回过头来再读第三回。读了一段，又有别的东西，又考据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一次把一部小说读完，这是胡适先生的特点，因他对考据有特殊的兴趣。但这也是学者常见的毛病，学者读书，很容易被自己的课题拉着鼻子走，在字里行间寻找自己需要的专业资料，以致失去了阅读时的快感。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我写过一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著作，那是十几年前的事。那书叫《千古文人侠客论》，谈传统中国的游侠诗文及小说。那书出版以后，开始有人给我寄武侠小说，看了几本后，再也不想看了。大概是前一段时间集中读某一类书，读伤、读腻、读累，最后再也不想读了。因此，书完成后，我一拿到武侠小说就有点烦。这也是读书人的毛病。长期做一种研究工作，假如不会自我调节的话，很容易把读书作成一种苦活。

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进入专业研究，成为某一行的专家后，还能保持一个年轻人的读书的兴趣、那种新鲜感。成为学者了，整天不断读书，关键是必须感觉有趣。新年的时候，《中华读书报》等报刊的编辑经常问我：请你谈谈去年你最喜欢的书，以及你正在读的书。碰到这种时候，我一概回绝。为什么呢？我说，我整天在读书，不具备代表性。再说，我读了很多种书，有些不是我喜欢它，而是必读，这是职业读书人的困境。职业读书人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而阅读，而这种阅读，跟个人趣味关系不大。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希望能定期卸下自己那学者的或专家的盔甲，将自己还原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读书人，自由自在地阅读。

在国内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我是经常利用出国的机会，来自由阅读的。因为，出国了，在茫茫人海里，谁知道你是什么著名专家？在大街上逛荡，根本没人理你。这种情况下，可以暂时中断你在国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的研究。所以，我在日本一年，写了一本闲书，叫《阅读日本》，后来在英国，也写过《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两本书跟我的专业没关系的。是不是在逞才？不是的，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想用这个办法来恢复自己的好奇心，恢复自己的阅读兴趣。学者做得太久以后，有一种惰性，缺乏好奇心，缺乏想象力，缺乏新鲜感。你要不断地让自己对事物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渴望阅读以及了解你不懂的东西的冲动。所以，我在那本书的后记说，阅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即使是很会读书的人，你也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被专业化剥夺了读书的兴趣。所以，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纯粹的读书机器。假如成为纯粹的读书机器，你会失去很多本该有的阅读乐趣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大家保持对“阅读”的兴趣。那就是，暂时不读书，或者不读你长期研究的书，这才能保持你的新鲜感。假如你读书读得太苦了，老是这样，那么，以后你就读不下去了。越是这样的阅读，所谓“苦读”，效果越不好。读书的兴趣，很大程度在于调整你自己的心境。用暂时不读书，或读专业以外的书、读你完全不懂的书，来调节你的心境，以便恢复你的好奇心，以及读书的乐趣。

第七个问题，我想谈读书的姿态。

说到读书，人们热衷于讨论理论与常识、沉湎与超越等问题，而我更关注的是阅读的姿态。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是把书放在厕所里，还是放在书桌上？你是搁在膝盖上，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这些阅读姿态不一样，其实关系重大。为什么？因为，这不只是涉及到阅读的心态，往深里说，可能还涉及到你的阅读目的、阅读方法。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那就是鲁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那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题目叫《随便翻翻》。鲁迅先生说，他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那就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拿过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或者看一遍目录，或者读几页内容。他说，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到现在仍然还是这样。这种阅读，不用心、不费力，往往是在写正经书、读正经文章疲劳的时候，这么做，拿这个东西来消遣，同时恢复疲劳。所以说，“随便翻翻”是读书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不过，鲁迅先生坦白交待，这种“随便翻翻”，如果想骗人的话，很容易冒充博雅，显得学问很广博。他说，有些老实人，跟他闲谈以后，经常说，鲁迅先生你读书读得很广啊，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啊？他只好坦白交待，很多书不是读的，而只是随便翻翻。

学生们因为年轻，有时候着急，也会问我，说老师你读那么多书啊。我跟他们说，请你读一读鲁迅这篇文章，明白有的书是读的，有些书是翻的，有的书是查的。不懂的人，一看文章，以为你读那么多，其实不是的，好多书没读，好多书是因为某种特殊因缘翻到的，好多书是因为撰写专业著作的时候，按图索骥找到的，等等，等等。老实人不懂，以为他每一页都读，不是的。鲁迅先生说，这种随便翻翻的好处呢，就是书知道的多了。另外一点，随便翻翻，翻那些你喜欢的书，也翻那些你不喜欢的书，翻那些跟你意见一样的，也翻那些跟你根本不是一个观点的。为什么？养成一个开阔的眼界，养成一种豁达的心胸，而且读书人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高低之分。只读一种书，只读一流的书，这种人眼光会很狭隘。鲁迅说，这是他的经验，“随便翻翻”。这种读书法，有点像我刚才说的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是，鲁迅先生又说，坦白交待，随便翻翻并不是读书的全部，那是当作休闲的读书。同样是读书，不懂的人读得很用力，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从早上读到晚上，那样身体受不了，眼睛也受不了。会读书的人，知道某一本书我全神贯注在读，某一本书是听着音乐在读，某一本根本就是心不在焉地翻。鲁迅先生告诉你说，有“随便翻翻”这种读书法，可这是一种休闲的读书法，如果弄得不好，你整天就是“随便翻翻”，那你会受害的。这就是鲁迅写文章的特点。先告诉你一个正的，再告诉你一个反的，目的是怕你执著一点，不会变通。因此，说完了，自我调侃，自我消解，告诉你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是鲁迅写文章的特点。

几年前，我曾经写文章，比较过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读书和做学问的不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学术界评价很好，可陈西滢写文章说，听说这本书是抄日本人的，鲁迅非常愤怒。后来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的时候，鲁迅先生写了一个序，那个序非常“刻毒”：“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鲁迅接下来说，如果我的恶名可以卸下来，我将“谎狗”这个旗子，回敬给那个自称正人君子的陈西滢先生。假如你没办法洗刷，你必须插这个旗子一直到死。鲁迅先生说了，我做学问，有我独立的准备，读《中国小说史略》，必须把它跟鲁迅另外几本资料性的著作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合在一起，你才知道鲁迅做学问下的死功夫。才会了解蔡元培所说的，鲁迅是用清儒做学问的方法，扎死寨，打硬仗，锲而不舍。这是专家做学问的办法。他弟弟周作人呢？周作人早年也写了《欧洲文学史》《儿童文学小论》等。但是二十年代初开始，周作人说他的文学店关门了，从此改写散文随笔。周作人的散文很有名，到现在为止，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史上，最伟大的还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我看来，鲁迅的杂文广受好评，周作人的随笔也很了不起。但是请大家注意，周作人在写文章的时候，是把他的学问融汇在散文里面，所以，读周作人的文章，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学问实在太广了。但是，把学问融汇在随笔里面，好处是神采飞扬，笔调灵便，不为前定的学科规则或理论体系所囿。可易于趋避，便于藏拙，使得论者到了关键时刻，往往虚晃一枪，只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供后人凭吊。不懂的人觉得你很广博，懂行的知道你到了关键时刻，绕一个弯子，或者跳过去了。见了红灯绕着走，点到为止，这种做法，是用文人的眼光来处理学术课题。我说，周作人的学术趣味很好，功力不够，原因是，他谈学问很随便。说到底，文人趣味和学者追求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周作人的这种选择有道理，但我更喜欢鲁迅的那个策略，那就是，该学问的时候我们学问，该散文的时候我们散文。

回到读书，我想说的是，该随便翻翻的时候，你可以洒脱一些；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生活的，都挑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人，以为在大学里读书很轻松，整天就是各种有趣的事情。你要这么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和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第八个问题，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我建议大家读好的文学书。为什么？大家一听，马上会说，你是文学教授，所以你是出于私心，让大家都读文学书。不能说这种猜疑毫无道理，是有这个意思在内。但是，我还想做补充，那就是，有感于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势利，越来越讲求实用，大家都读经济、读法律方面的书去了。但是，过于强调“实用”，忽略了审美趣味的培养和精神探索的意义，那样的话，很可惜。还有一些志向远大的青年人，他们说，他们不太读文学书，因为他们希望救国救民，而文学太软弱了，没有用。我说那不对呀，你看鲁迅的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如果连念文学的、教文学的，都对文学不感兴趣，那实在太危险。

我想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去年，香港的一个很著名的学者饶宗颐先生到北大来演讲，说到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讨论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印象很深。第一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这说的是古来的中国文学，这句话在北大说的，看记录整理稿的时候，饶先生自己把这句话删掉了。因为这句话太自负了，且不太准确，汉学家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不必当真。但是，第二句话没保留下来，我觉得有点可惜。戴密微跟他说：“想来想去，研究中国，最好是从中国文学入手。”当然，你可以理解为，外国人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宗教，文字语言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首先必须入门，而从文学入手比较容易。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想说的是，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越做越深邃。更重要的是，我想提醒一点，比起其他专业来，文学研究可以养成一种体贴入微，养成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养成一种很好的学术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之所以重要，跟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我说过，学问作为一种专业，本身包含对生命的体贴，以及生活趣味的养成，这二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有情怀的学问”。

说到文学，我还想讲讲跟我自己的专业有密切联系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文学”。这学科，我开玩笑说，是最具亲和力的，因为很多人关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年报考硕士生的学生里面，考现代文学的最多。一开始我特别高兴，后来，就有点烦恼了。好处是，考生多，我们选择的余地大；让我们烦恼的是，其中很多不着边际的，都来考。这自然不是好事情。去年改卷子，有个学生在卷子上面写了一首诗，说是“考场纪实”，因为你们出的题目我答不出来，那就写两首诗送给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考生更绝，在考卷里面说，老师你别生气，这张卷子你随便给分都可以，因为我这一辈子一定要考一次北大，考什么，想来想去，鲁迅我还知道一点，那就考现代文学吧。更离谱的是，几年前，考卷上有一个小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那是指谁？学过现当代文学的都应该知道，是指丁玲和陈企霞。可那考生怎么回答，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就是丁玲和陈平原。你说你考现代文学，还考北大，答出这样的卷子！

说现代文学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学科，这是自我调侃。但另一方面呢，现代文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很密切，你会发现，它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你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经典”的东西不多，五百年后还能留下的，那就更少了，绝大部分作品将被淘汰。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关系很密切，这也很难得。举一个例子，所有的政治运动，像八十年代北京闹学潮，每次闹学潮，学生们必定引用鲁迅语录。可以说，鲁迅的著作，以及其他现代史上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问题、表达问题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说读文学，不只读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也读历史比较短的、有点粗糙但跟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连的现当代文学，这对养成大家的思想境界和生活趣味，培养一种“有情怀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九个问题，关于读书的风范。

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都是“卑之无甚高论”。我说了大半天，你说不定会抱怨，老师你讲的很简单,不过就是说，读书是一件好事情，对社会有用，更重要的是自得其乐。读书应该读好书，如果整天沉迷于诲淫诲盗的坏书，受其影响，干了坏事，那不能怨我。最后，希望大家多读好的文学书。最后一句好像有点私心，大家姑妄听之。可是，我除了讲这些东西，最后还想引进一个先贤所说的一段“疯话”，作为这次演讲的结束。我说的“疯癫”，那是章太炎自己说的。1903年，章太炎因为《苏报》案被关在上海。三年以后出狱，到了日本，留学生给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他在欢迎会上作了一段演讲，说：人家说我是神经病，我承认我是神经病。因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一心一意往前走。所以，古往今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定都有神经病，才能做得到。而在下我就是这样。

章太炎这段话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都是要认准一个方向，一意孤行、百折不回。章太炎就是这种人。章太炎在民国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讲读书，同样很有意思。古往今来，有无数的劝学文章，还有各种各样的治学格言，你我都听过了，效果怎么样？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但其实效果是不大的。因为，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你自己的资质和悟性。章太炎便说，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和人生忧患的多。这一点，章太炎1928年撰写自定年谱时，已有明确的表露。《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则称：“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此前，1912年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有言：“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大家都知道，章太炎跟随俞樾念书，章太炎怎么说？他说：“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把这三段话捏在一起，就是：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应该请教师长，这是第一句话；读书主要靠自己，自己体会，将生活经验和书本知识相印证，你会获得一种自己的独特体会，这是第二句；第三句话，读书主要得之于忧患，人生忧患，也是一种财富，太平淡的人、太顺利的人，读书不可能特别深刻。“忧患”能帮助你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理解历史，所以，忧患之于学问，关系重大，

可惜人生不能像打预防针那样，冬天到了，让你打一针，预防感冒。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把人生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全都编成程序，预先输入，让你免疫，不犯浑、不出错，那做不到。好多人都是事到临头，才知道原来是如此。更多的是像我这样，全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现在，我已经讲到“九”了，再讲，就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十全大补”，那是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中国人的求全求满心态，要不得。所以，我坚决不讲“十”，就此打住，谢谢大家。

（报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报告时间：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