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科技创新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其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并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做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科技发展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赵炬明，2023）。
研究型大学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自“211工程”“985工程”实施以来，中国形成了一批有效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研究型大学集群。然而，对标世界科技强国，当前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仍有待提升。推动研究型大学向更高水平发展，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新华社，2024）。《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新华社，2025）。
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其科技领先地位得益于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而顶尖研究型大学构成其基础研究体系的核心。20世纪70年代，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首次在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中提出“研究型大学”类别，并依据研究能力，将其划分为极强研究型大学（R1类大学）与强研究型大学（R2类大学）。极强研究型大学集聚顶尖创新资源，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承担前沿基础研究、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和推动产学研协同等功能，为建立并维持美国世界科学中心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功能定位来看，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与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较为一致，是中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参照系。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基标法（Benchmark）分析中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和基本路径。基标法强调，组织在谋划战略变革时,要把自己的做法和本行业领先者的实践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找出自身差距，以改进自身工作。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关键是寻找同型大学，因为同型比较有利于大学认清自身的优势和差距，增加组织成功的可能性（周光礼，2020）。据此，我们选取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为分析对象，结合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案例研究，系统比较两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状况与核心特质。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相比有何优势和不足？中国“双一流”高校应采取什么措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二、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美国标杆
1.核心功能与支撑体系的协同演进：美国研究型大学从“象牙塔”迈向“创新枢纽”的历史逻辑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纵观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演进历程，其核心逻辑在于：大学核心功能在回应外部需求中持续变革，推动经费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科研组织模式等支撑要素不断完善；支撑要素的强化进一步提升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最终，研究型大学从相对独立的“象牙塔”演变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枢纽”。这一进程大致经历3个关键阶段。
一是科研功能确立与初步支撑体系构建时期。1900年，14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美国大学联合成立大学协会（AAU），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高等教育类型，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正式确立。这一阶段，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主要依赖慈善基金，研究由学者个人兴趣驱动，呈现碎片化、分散化的特征。由于缺乏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以及可靠的科研组织形式，研究型大学并未成为美国开展基础研究的核心阵地，其研究职能仍依附教学职能而存在（罗杰·L·盖格，2008a，第55—63页）。
二是科研功能拓展与制度化支撑体系形成时期。二战时期，研究型大学核心功能与支撑体系协同演进。战时需求驱动科学研究从个人导向的“小科学”时代转向团队协作的“大科学”时代，研究型大学内部有组织科研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ORUs）随之兴起，并迅速获得大量外部经费支持，成为大学科研系统扩张的核心驱动力。1940年，美国大学有组织科研总支出约为2700万美元，至1950年，仅联邦政府为大学提供的资金就已达到该数目的5倍，大学有组织科研的总支出增长至约2.2亿美元（Geiger，1990）。
战后，研究型大学凭借开展基础研究、培养科技人才的独特作用，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范内瓦·布什，2021，第15—22页）。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成立，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走向制度化。“斯普特尼克危机”后，NSF对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1958至1968年，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经费增长了371%，其中近80%的增长来自联邦资金，且主要用于基础研究（Geiger,1990）。依据科研经费竞争性分配原则，大量经费集中于少数顶尖大学：前100所研究型大学获得联邦资助高校科研经费的84%；前20所研究型大学独占55%（杨九斌，2014），少数极强的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迅速发展。
三是创新功能强化与多元支撑体系完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界资助快速增长，且侧重应用导向的有组织科研，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单位持续扩张。1980至1985年，大学有组织科研单位的数量增长了42%，领先的25所极强研究型大学平均拥有48个有组织科研单位（罗杰·盖格，高筱卉，2023）。至此，科学研究既在院系等传统学术部门框架内进行，也在研究中心、研究所、联邦政府合同实验室等有组织科研单位中开展（罗杰·L·盖格，2008b，第341页），研究型大学与联邦政府、产业界深度耦合。
总的来说，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本质上是核心功能拓展与支撑体系完善相互激发、螺旋上升的协同演进过程，二者持续互动，推动研究型大学深度嵌入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创新枢纽”。统计数据显示，二战前美国科学家仅获13项诺贝尔物理、化学及生理学/医学奖，占总数的11%（张东海，2025）。1950至1975年，美国学者获26项诺贝尔物理学奖、18项化学奖、26项生理学/医学奖，且绝大多数获奖者任职于极强研究型大学（Atkinson & Blanpied，2008）。
2.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的对标框架
历史分析表明，核心功能与支撑体系的协同演进，是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的生成逻辑。由此可见，明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功能，以及与之对应的支撑体系构建是开展基标分析的关键。
在核心功能维度，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同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承担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与持续生产高水平知识双重使命，功能定位高度一致。Mowery、Schaeffer等学者指出，与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主体相比，由于教学与科研的联合生产通常比单独从事某项活动更有效，同时承担训练科研人员与从事科学研究的极强研究型大学极具创新潜力，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Mowery & Sampat,2006;Schaefferetal.，2018）。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同样通过持续产出高水平人才与知识两大关键创新要素，与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以及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度互动，将知识生产、知识传播与知识应用有效衔接，成为“科学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重要交汇点，最终推动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薛澜等，2016，第2页）。具体而言，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视培养博士研究生，高水平博士研究生不仅是当前科研攻关的生力军，更是未来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在科学研究方面，该类高校具备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致力于开展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研究与重大科技突破。
在支撑体系维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极强研究型大学核心功能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科研经费投入、高水平人才资源供给以及科研组织模式创新。在资源投入上，Altbach强调充足稳定的资金是极强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关键，因为该类大学需要在激烈的全球学术竞争市场吸引顶尖师生，并为前沿研究与高质量教学提供支撑（Altbach，2011）；Atkinson等指出大规模科研资助与适度竞争性分配机制的结合，是其能够保持领先的核心制度安排（Atkinson & Blanpied，2008）；Salmi强调，极强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特征在于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以及具备为前沿研究和产生新知识创造适宜环境的丰富资源（Salmi，2009）；Etzkowitz同样倡导大学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教师创业等方式，不断拓展资源来源、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亨利·埃兹科威茨，2005，第31—41页）。
在科研组织模式上，随着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创新体系及社会经济联系的深化，以院系为核心的传统科研组织模式难以回应日趋复杂的科研需求（Cole，1993），建立有组织科研单位已成为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发展路径。Geiger的研究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创造的介乎大学和科研用户之间的研究机构——有组织科研单位，能够有效弥补传统院系不足，在满足外部知识需求的同时缓冲对大学学术核心的冲击。推动大学传统的“院系-学科”矩阵结构向“系-综合研究团队”的矩阵结构演变，成为美国大学当前最深远的变革（Geiger，2006）。Rip认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将与各类研究中心、公共实验室以及各种私立机构形成交叉或联盟关系，并且博士学位将由卓越的研究中心授予（Rip，2011）。
概言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不仅体现在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与开展高水平科研活动等核心功能的强化上，也有赖于科研经费投入、人力资源基础以及科研组织模式等支撑体系的协同保障。基于此，我们可以从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和支撑体系两个维度开展中美同型比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基标法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寻找本行业最佳实践者，二是确定关键维度开展同型比较。为此，我们首先采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即邀请20位顶尖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基于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以及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中“极强研究型大学”（R1）名单，从办学规模、科研影响力及国家战略贡献度等维度反复征求意见，最终确定两国各10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统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样本（见表1）。研究样本既包含涵盖文、理、医、工的顶尖综合性大学，也包含具有鲜明理工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保留了具有人文社科独特优势的大学。
然后，我们立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与核心功能，深入分析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典型特征与模式差异。研究结合定量数据与定性资料进行分析，相关数据/资料来源如表2所示。为确保研究的时效性与科学性，定量分析以2023年为主要横截面时间点，部分周期性调查或滞后发布的数据则选取截至2025年的最新公开可用版本，并对个别缺失值采取前一年度数据或样本均值进行补齐。
四、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同型比较
1.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比较
（1）高水平人才培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是造就顶尖人才的前提与基础（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004）。本研究围绕规模与质量两个维度，系统比较中美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培养现状。
① 博士生培养规模
中美两国样本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样本高校在博士培养的绝对规模上具有显著优势。2023年，中国10所样本高校共授予博士学位16432个，校均授予数为1643；美国样本高校共授予博士学位10197个，校均授予数为1020。具体到高校层面，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在中国样本高校中居首位，约为美国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的1.5倍（见表3）。
在校际差异方面，中国样本高校的博士培养规模呈现相对趋同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均超过2000个；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6所高校集中在1000至2000个之间；中国人民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则位于800至1000个区间内。相比之下，美国样本高校的博士培养规模则显示出更为分化的层级特征。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约在1500个左右；宾夕法尼亚大学等3所高校集中于1000至1500个之间；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等5所高校均低于900个，普林斯顿大学仅为445个。
可见，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培养具有“规模优势显著、校际分布相对趋同”的特点，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表现出“规模相对较小、校际分布较为离散”的特征。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不同取向：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倾向于采取规模化、趋同化的发展路径；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更注重差异化定位，部分院校推行规模化培养，另一部分则坚持小规模、精英化培养路线。
② 博士生培养质量
根据《自然》（Nature）杂志2022年发布的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中国博士生对自身能力的总体评分为3.31分，略低于美国博士生的3.41分（见表4）。
在具体能力维度上，中国博士生在学术能力方面的平均得分为3.75分，显著低于美国博士生的4.02分。这一差距反映出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博士生学术素养培养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在数据收集与分析、设计具有稳健性与可重复性的实验、撰写可发表的高质量论文、面对专家质疑时的学术韧性以及向专业同行清晰呈现研究成果等能力有待加强。相对而言，在通用能力方面，中国博士生平均得分为2.95分，略高于美国博士生的2.91分，表明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培养博士生申请科研基金、管理复杂项目、制定商业计划等可迁移技能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总的来看，中国博士生教育在通用能力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培养学生核心学术能力方面仍面临挑战（王传毅，2025）。
（2）高水平科学研究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是驱动原始创新与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核心引擎。本研究聚焦于科研产出的核心载体——学术论文，从论文规模、质量和卓越度3个维度，对中美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水平与特征进行系统比较。
在论文规模方面，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文总量显著高于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19年至2022年间，中国10所样本高校累计发表论文218478篇，约为美国样本高校发文总量（145300篇）的1.5倍。具体来看，浙江大学在此期间累计发表37457篇，高于美国发文量最高的哈佛大学（36654篇）。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中国样本高校发文量均超过20000篇，高于美国发文量排名第二的斯坦福大学。在中国样本高校中，以人文社科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文量最低，为2532篇；美国方面，体量相对较小的普林斯顿大学发文量为5327篇（见表5）。
然而，在论文质量方面，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仍具有明显优势。在反映高水平研究成果的Top5%高被引论文中，美国10所样本高校共计发表15229篇，高于中国的13708篇。其中，中国浙江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为2331篇；而美国哈佛大学则达到4223篇，约为浙江大学的两倍，显著领先于其他样本高校。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均超过2000篇。
论文总规模与高质量论文规模之间的反差，揭示出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卓越度上存在显著差距。美国样本高校Top5%高被引论文占其发文总量的占比介于8%~14%之间，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最高（13.40%），宾夕法尼亚大学最低（8.4%）。中国样本高校该占比则集中在5%~9%之间，清华大学最高（8.4%），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基本持平，西安交通大学最低（5.5%）。整体而言，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卓越度方面仍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总的来说，通过对中美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博士生培养与科学研究方面的系统比较，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中国研究型大学已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在通用能力培养上也处于相对领先水平，但在提升博士生核心学术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整体质量；第二，在科研产出方面，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具备明显的体量优势，但成果质量与美国同类大学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尽管依靠数量规模已积累了一定体量的高水平成果，但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整体科研卓越度依然偏低；第四，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分布相对集中，科研产出仍呈现数量优先特征，整体发展模式趋同，尚未形成多元并进、特色鲜明的院校发展格局。基于此，中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引导高校从注重规模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质量与特色的“内涵式”发展路径。
2.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支撑体系分析
任何现象背后均有其制度根源，分析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核心支撑要素体系，可以发现高校核心功能差异的底层逻辑。
（1）资源支持保障
①经费资源
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出，组织的行为模式深受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形塑与制约。对大学系统而言，其所嵌入的资源分配环境——尤其是经费资助体系——是构建、复制以及改变组织行为的重要基础（Benner & Sandström，2000）。
从经费收入规模来看，中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与美国同类院校处于相当水平。在样本高校中，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哈佛大学的年度经费收入均超过400亿人民币。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与浙江大学的经费收入集中在300亿至400亿人民币之间；上海交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康奈尔大学则处于200亿至300亿人民币之间（见图1）。然而，除上述高校外，中国其余样本高校的经费收入规模仍普遍低于美国多数同类大学，仅有少数样本高校略高于美国经费规模最小的普林斯顿大学（128亿人民币）。
进一步分析经费收入结构可以发现，中国样本高校的收入构成呈现高度同质化特征。除个别大学因新校区建设等特殊因素进行筹资外，样本高校约50%的年度收入来源于事业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占比在15%至35%之间，其他收入占比约15%至30%。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与事业收入合计占总经费的70%至80%，而事业收入中又以政府主导的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为主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政府经费的高度依赖。
相较之下，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则呈现显著的多元化与校际差异化格局。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等高校的社会捐赠收入占比最高，普遍在25%至40%之间；麻省理工学院来自联邦政府的经费占比高达56%；康奈尔大学学费收入占比达2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公立大学，获得15%的州政府拨款。总体来看，除麻省理工学院外，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单一经费来源占比通常不超过40%，其经费保障基础主要由学杂费、政府资助与合同、私人捐赠、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构成的多元结构所支撑。如果说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经费配置模式是国家中心模式，那么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经费配置模式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模式色彩。
经费资源的获取方式深刻形塑着组织的行为模式。中国样本高校经费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推动其倾向于采取趋同化的发展策略，发展重心集中在扩大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与事业收入两方面，具体行动逻辑表现为：
其一，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办学层次以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该类拨款遵循“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分配机制，主要以在校生人数和培养层次为依据。在此制度激励下，扩大博士生规模成为大学获取财政资金的重要途径。
其二，开展低风险、短周期的科研项目，提升科研成果的产出规模，以扩大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构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事业收入的主体，其中纵向科研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性资金项目）约占三分之二，横向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非财政性资金项目）约占三分之一。基于经济理性，企业通常倾向于资助可快速商业化、易专利化的应用研究（项目周期通常为1—3年），使得横向经费多流向短期技术改良而非长期知识探索。纵向经费（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虽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导向，但在实施中受量化考核与有限项目周期（通常为3—5年）的约束，难以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创研究形成持续支撑。
与此同时，国家中心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之间围绕科研项目的竞争。这一竞争渗透至微观个体层面：科学家需耗费大量精力撰写项目申请书、应对各类评审考核；博士生则需参与基金申请、商业计划制定等非核心学术活动，在提升通用能力的同时，其核心学术素养的培养却相对不足。
不同于中国大学的趋同战略，美国大学一般采取分化战略。这是市场导向经费配置模式的结果。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筹资渠道更为多元，各校通常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依托自身比较优势从不同渠道获取资源。例如，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获得大量政府资助与合同，斯坦福大学则借助创新创业体系获取丰厚经费。在这种“渠广水丰”的经费格局下，大学间的同质化竞争相对缓和，更有利于聚焦人才培养与科研质量的提升。
除总体经费外，聚焦于研发（R&D）经费体系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中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效能的差异。在美国，2010至2023年间，样本高校的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显著。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研发经费均增长逾一倍。202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发经费支出达138亿元人民币，居于首位；斯坦福大学（108亿元人民币）与康奈尔大学（102亿元人民币）紧随其后。除坚持小规模精英化办学的普林斯顿大学（36亿元人民币）外，其余9所样本大学的研发经费支出均超过70亿元（见图2）。
从研发经费来源看，不同于总经费的市场配置特征，样本高校的研发经费呈现出联邦主导、多元支撑的模式。首先，联邦政府是各校研发经费最主要的来源，占比普遍在40%~75%之间，校均约为47亿元人民币。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联邦资助占比高达73.67%，深刻体现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属性。其次，大学自有资金发挥了缓冲与托底作用。除MIT外，多数学校的第二大来源均为自有资金（9%~35%）。最后，非营利组织、州及地方政府也是研发经费的重要补充来源。如MIT工业界资助占比达17.63%，有效地将科学研究与社会应用场景相结合，强化了大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
在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上，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的投入比例大致为6∶3∶1，体现出明显的基础研究导向。2020年，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中的占比为63%。从学科分布来看，多数样本高校以生命科学为重点支持领域。数据显示，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生命科学研发支出占比均超过70%，占比最高达87%。在生命科学作为主流支持领域的背景下，各校也通过差异化的经费配置策略形成了学科特色。例如，麻省理工学院重点投入工程学与计算机科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侧重物理科学与工程学；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则分别在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保持较高投入比例。
当然，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研发经费配置模式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联邦经费在战略优先领域（如生命科学、国防相关技术等）上的高度集中，导致资源高度聚集，进而压缩了其他学科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联邦拨款竞争激烈、项目评审偏向可测量、可评估的成果，亦可能倾向支持低风险、可预测回报的研究路线。换言之，美国以国家力量为主的R&D经费格局在提供规模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共识原创探索的生命力。这种局限性恰恰证明了构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模式的必要性。
中国高校的研发经费目前没有一个公开的准确数据，但可以进行大致推测。据统计，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发（R&D）经费支出约占学校总经费支出的20%（蓝文婷，2023）。根据该数据推断，中国研究型大学研发经费大致处于30亿—80亿元间，最低的中国人民大学仅为4亿，与美国同类大学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在经费来源方面，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发经费以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为主体，两者比例约为3∶2（孙莹，2023），来自其他渠道的经费占比较低。
在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上，与美国以基础研究为主导的模式不同，2023年中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经费占比大致为4∶5∶1。由此可见，应用研究在中国大学研发支出中占比最高，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则显著低于美国大学。从学科分布来看，中国大学的研发经费高度集中于工程学、材料科学等应用学科，对物理学、数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基础学科的投入相对不足。
总体而言，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研发经费体系与美国相比存在“双重差距”：其一，经费规模整体不足，制约了对原始创新的持续支持能力；其二，支出结构偏向应用导向，削弱了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潜力。研发经费体系在规模与结构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产出的质量与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③ 顶尖学者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在于汇聚一流学者。2023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据显示，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高被引学者规模整体显著低于美国（见图3）。中国10所样本高校共有273位高被引学者，其中清华大学以78人居首，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各为40人。相比之下，美国10所样本高校共有701人入选，约为中国总数的2.5倍。哈佛大学以236人位居全球之首，约为清华大学的3倍；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有126人和72人。
在跨学科顶尖学者方面，中国样本高校的跨学科人才占比（40%~85%）整体高于美国大学（25%~60%），但绝对规模较小。中国10所高校跨学科顶尖学者总计150人，清华大学以35人领先；美国10所高校则共有318人，仅哈佛大学就达112人。
从学科分布看（图4），中国样本高校的顶尖学者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28人）、化学（25人）、工程学（18人）、地球科学（14人）等应用与硬科学领域，而在经济学与商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则无人入选。美国样本高校的顶尖学者覆盖学科更广，尤其在生物学与生物化学（58人）、药理学（45人）、临床医学（40人）、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38人）等生命科学与社科领域表现突出，且所有学科均有高被引学者分布。依据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框架，中国在化学、地球科学等纯硬科学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在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应用硬科学领域优势明显，但在临床医学、药理学等领域存在人才短板，在纯软科学与应用软科学领域顶尖人才尤为匮乏。
此外，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之间顶尖学者的学科分布结构呈现较高同质化倾向。例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顶尖学者均集中于化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材料科学为主；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则偏重工程学。相比之下，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顶尖人才分布更为多元化，各校依托自身传统形成错位发展的学科格局：哈佛大学在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多个分支均拥有十余位高被引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物理学领域集聚高端人才；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免疫学具有规模优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经济学与商学、化学领域形成人才高地；普林斯顿大学则在物理学领域表现突出。
总体而言，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呈现“顶尖学者总量与跨学科规模不足、学科分布集中、校际结构同质化”的特点，而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表现出“顶尖学者规模突出、学科分布均衡、校际结构特色鲜明”的特征。这种人才规模与结构上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科研效能：首先，在师资配置上，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生规模较大，但顶尖学者总量相对不足，导致生均优质师资比例偏低，博士生难以获得高水平、精细化的学术指导。其次，在科研模式上，学科交叉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跨学科顶尖学者的相对短缺，不仅制约了博士生跨学科视野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也限制了学校应对复杂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能力。最后，在学科结构上，中国顶尖人才仍集中于应用硬学科，在纯硬学科与软科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储备有限，这影响了博士生在理论创新与原始发现方面的能力积累，不利于实现“从0到1”的颠覆性突破。相比之下，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凭借其在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的雄厚人才储备，在科研产出质量、创新深度与国际影响力方面持续保持领先。
（2）有组织科研体系
在“大科学时代”，有组织科研已成为激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潜力的关键路径。作为推进有组织科研的核心载体，研究中心、研究所、国家实验室等机构在整合资源、聚焦前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选取中美两国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典型代表——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表6），通过对其有组织科研体系的比较分析，尝试揭示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上的异同。
总体来看，两校均已构建起规模可观的有组织科研体系。截至2025年，清华大学实体化运行的有组织科研单位共计403个，主要包括政府批建、学校自主设立以及与校外单位联合共建3种类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拥有100多个经正式批准的有组织科研单位，涵盖代管国家实验室、与政府及企业等合作共建以及由学者自主发起等多种形式。
然而，两校在有组织科研的体制机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从形成逻辑来看，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单位（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体系中数量最多、资源最集中、影响力最大的部分。学校自主设立的单位则多遵循“从校级到省部级，再争取国家级”的升级路径。总体而言，清华大学的有组织科研以“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驱动为主，强调围绕国家需求配置资源、开展基础研究与重大攻关。相比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通过代管国家实验室响应国家战略；另一方面也设立了大量基于学者兴趣与社会需求的跨学科机构，从而在国家目标与市场导向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从团队规模来看，清华大学的有组织科研单位以中等规模为主，全职人员多在几十至数百人之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呈现出更大的规模跨度，既包括数十名教师组成的小型中心，也涵盖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这类拥有近4000名全职员工的超大型机构。作为美国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汇聚了84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1802位科学家与工程师，每年为全球16350名研究人员提供设施支持，实现了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通过构建多层次、多规模的有组织科研体系，伯克利既能够集中资源建设世界级平台、开展前沿突破，也能灵活响应多元化的外部需求。
第三，从职能实现来看，两校有组织科研单位均以研究、教育和成果转化为核心职能。不同之处在于，清华大学的有组织科研单位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导向与任务驱动特征，且学校层面的具体实施路径仍处于探索阶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通过制度化的安排，系统推动有组织科研单位履行其职能，并与传统院系形成有效互补。学校明确要求有组织科研单位承担以下职责：设立“种子基金”支持高风险基础研究；为学生和博士后提供跨学科训练与职业发展支持；协助研究生和博士后向独立研究者过渡；提供专业化服务推动学术成果转化。
第四，从运行机制来看，两校虽普遍实行“PI制”，但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在清华大学，PI多由已取得突出成果的资深学者担任，在项目方向、资源整合与团队管理上拥有高度主导权，多数青年科研人员需依附于资深课题负责人，体现出以学术权威为核心的组织特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I的资格范围更广，资深教授、副教授乃至助理教授均可牵头科研项目。在项目推进中，PI负责研究的设计、执行与管理，校内外成员组成咨询委员会参与协同治理，科研人员在研究方向、内容设计等方面拥有较高参与度，呈现出更为扁平、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对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言，PI制的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赋予PI高度的科研自主权。同时，PI制也是一种重要的育人机制：大多数PI同时承担教学与科研职责，作为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确保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过程中所获得的研究技能与其课程学习形成互补（朱柯锦等，2023）。
总体而言，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比，清华大学在有组织科研方面具备资源集聚与战略协同的显著优势，但在激发组织活力与构建创新生态方面仍有不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路径，形成了战略引导与自由探索相互促进的有组织科研生态系统。有组织科研模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中美两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实现。就高水平人才培养而言，层级化的PI制使博士生多以任务执行者而非创新合作者的身份参与科研，自主探索空间有限，制约了其核心学术能力的养成；扁平化治理则更有利于博士生在有组织科研中的主动参与，提升其学术研究能力。就高水平科学研究而言，“自上而下”的主导逻辑有利于进行增量式推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既保障了国家战略响应，又为学者自主探索前沿议题保留了制度空间，更易催生突破性原创研究。
五、探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
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政策理念转化为实践形态，其关键依托在于当前已具备领先实力的研究型大学群体。推动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迈进，亟待构建清晰可行的战略变革路径。本研究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首先厘清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与战略定位；进而采用基标法，选取与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功能相近的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作为比较对象，系统识别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核心功能与支撑体系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差距成因，以期为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变革提供学理支撑。
研究发现，与美国极强研究型大学相比，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博士生培养与科学研究方面已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但在质量层面仍存在明显差距。同时，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趋势，而美国同类院校则展现出更加多元、更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资源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经费来源渠道相对单一，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导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普遍采取以扩大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事业收入为导向的同质化发展策略，进而驱动博士生规模的扩张与科研成果数量的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仍有待提升，且经费支出结构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较弱，未能系统构建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
二是顶尖学者匮乏且结构失衡。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高层次学者规模与美国同类高校相比差距显著，跨学科高端人才尤为匮乏。同时，现有人才的学科布局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衡：顶尖学者高度集中于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应用硬科学领域；在纯硬科学中，除化学与地球科学具备一定优势外，生命科学、物理学等关键基础学科人才储备不足；软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则极为稀缺。此外，各校之间人才布局同质化现象突出。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生规模普遍大于美国，但顶尖学者数量不足导致生均优质师资比例偏低，制约了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在科学研究方面，纯硬科学与软科学领域的高端人才短缺，限制了“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的突破。
三是有组织科研体系的创新活力不足。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有组织科研仍以“自上而下”的国家逻辑为主导，科研机构的职能相对单一，组织规模多集中于中等体量。在运行机制上，多以学术权威为中心，青年学者的成长空间有限，科研团队呈现明显的层级化特征。缺乏活力的有组织科研体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创新的主动性，也使博士生在参与科研项目过程中缺乏自主探索与独立研究能力的锻炼机会。
中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关键在于推动其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用力：
第一，建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模式。针对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应推动政府、产业界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构建来源多元、结构合理的经费保障机制，进而确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发挥“有效市场”的资源动员作用，通过完善成果转化、社会捐赠税收减免及校内内生性资源建设（杨小敏，杜育红，2023），对冲单一评价导向带来的行为趋同，为高风险、非共识研究提供容错空间；另一方面，实现“有为政府”的精准引导，改变目前研发经费中应用导向过重的局面，通过长周期、稳定性的财政拨款，重点支持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纠正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
第二，引育并举，将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研究型大学要扩大世界级顶尖学者规模，重点培育跨学科与薄弱领域人才。为此，应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系统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一方面，积极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及团队，并通过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科研自主权等方式，营造能够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的环境。另一方面，着力打破学科与院系壁垒，鼓励学者围绕重大科学问题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交叉研究，完善跨学科合作的评价与资源配置机制，重点培育跨学科领军人才。同时，依托高水平跨学科团队培养博士生，增强其创新能力和系统思维。此外，在保持工程、材料等应用硬科学领域优势的基础上，需加强对生命科学、物理学等纯硬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科学等软科学领域顶尖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构建全面、均衡的一流人才体系。
第三，激发有组织科研活力，完善PI制与科研运行机制。应统筹“自上而下”的战略需求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学者兴趣驱动，构建规模灵活、类型多样、功能互补的有组织科研生态。一是支持顶尖大学深度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集聚优质资源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高能级平台。二是对学者自发组建、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型科研单位给予培育支持，待其成熟后逐步纳入国家科研体系，形成从自由探索到有序支撑战略的良性循环。同时，研究型大学应完善有组织科研的校级制度与治理体系，进一步激发科研生态活力。拓宽PI遴选范围，为青年学者提供牵头组织科研的机会，系统培养其团队领导能力。此外，应推动博士生从科研项目中的任务执行者向创新合作者转变，强化其在研究过程中的自主探索与团队协作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6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