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强调，创新引领战略在国家未来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这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全球创新环境和产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已经展开。为了占领前沿科技领域发展高地，真正成为科技强国，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需要多创新主体紧密联系，从科技研究到成果转化，将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前沿科技发展“弯道超车”的机会。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最主要的源头，是引领创新、带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从高校开始，大力推进科技成果的研究和转化，发挥好高校创新资源、人才资源集聚的优势，使资源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第一步。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麻省理工学院（MIT）是美国最早开展技术转移的高校之一，很早就构建起自身的技术转移体系，建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OTL），该校的技术转移模式也被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模仿，成为一种标准的高校技术转移运作模式范本，这种创新创业模式也是创业型大学的标杆。研究和学习该校的科技管理政策、创新创业方法，模仿和吸收该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对中国高校未来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14名，较2016年的第25名创新活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科技集群数量上看，中国位列世界第二，其中有17个创新集群跻身世界科技集群百强榜单。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约30%，但发达国家普遍能达到60%～70%；科技部表示，2019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首次增长至59.5%，2020年超过60%，而美国和德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80%。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度美国发表高质量论文62717篇，占全球总额的32.89%，整体数量与中国相当，但是高被引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的46.4%，说明美国的论文影响力非常高，在先进科技方面仍具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多方的统计数据表明，虽然中国的科技实力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在全球影响力、科技和经济的融合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尤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技术成果获奖数及专利数大幅度增长、研发投入比稳步上升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强化科技研究与成果产业化之间的高效对接，持续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成为未来关键问题。高校是科技成果产出最丰富的主体，是新技术的来源，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应遵循创新链过程，紧扣从高校科学研究阶段直至知识成果流入企业形成产品的全过程、全创新主体，支持形成政府引导、多主体支持、高校攻坚、企业转化的创新链条和网络。

二、MIT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政策研究

MIT曾首创了第三方代理转化模式，由第三方代理公司对学校的科研成果进行管理，负责成果转化从专利申请到授权许可的一系列活动。该模式的优势是学校和团队无需在专利的申请、企业的双向联系等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劣势是代理公司的存在影响高校方面的收入，且无法兼顾众多高校的业务，常有运作混乱现象产生。因此，现代高校已不再普遍采用该模式。

现阶段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即知识产权运营、合作开发和产业化、自行转化或产业化及其他合作转化方式。现阶段MIT的科技成果转化通过OTL即技术许可办公室实现，无论采用何种转化方式，科研成果都需经由OTL运作管理。

MIT技术许可办公室开展技术转移的程序主要有3个阶段，分别是公布发明成果阶段、获得专利权阶段和发明商业化阶段。公布发明成果阶段主要是由技术发明人向学校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披露和发明相关的科研成果及其他信息；获得专利阶段主要由OTL进行，包括对科研成果创新性、应用型2方面的评估，经专家讨论后了解该成果的应用领域、创新程度，帮助其完成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寻找该技术潜在的买家；发明商业化阶段使OTL在与企业达成一致后，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处理专利许可，正式进入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获得的收入将再次投入学校的教育和科研之中。

MIT的科技成果转让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职务科技成果的收益，15%用于OTL正常工作，剩余的部分平分成3份，一份是学校收入，一份是技术发明人的收入，一份分配给发明人的院系或实验室。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激励兼容的收益分配方式能够有效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热情，对科技成果转化有正向的影响]。

三、创新创业模式及政策研究

“创新”和“创业”是MIT人才培养的2大主题。MIT极其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其创新创业的教育模式和研究体系对全球创新体系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每年学校给予学生的独立活动期长达近2个月的时间，通过鼓励创意的行为引发和引导创新创业，这是MIT独创的创新文化，利用独立活动期让学生发散思维、寻找创意，将创意转化为实践，最终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与之类似的还有MIT的创新创业校本课程、创业中心、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等一系列激发创新、鼓励创业的活动和组织，共同构成了校园内蓬勃发展的创新文化。

MIT的一个特点是鼓励学校的师生自己创办新企业，这也促成了MIT蓬勃发展的校友经济，每年由校友创办的企业营业收入总和超过2万亿美元，通用汽车、英特尔等众多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创办的。MIT关于科技创新的活动和创新精神的培育贯穿整个人才培养阶段，对创新精神的鼓励和政策带动，使得MIT的毕业生创业率近20%，在创业课程、科技进步的影响下，创业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

麻省理工学院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对波士顿创新生态、美国128公路电子产业集群等世界闻名的科创中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印证了环高校知识经济圈概念的意义和可行性。MIT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Mind and Hand”转化为实践，始终把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切实结合，将产学研活动紧密融合，开创了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四、创新创业实践案例：Robert Langer教授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Langer教授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他建立了全美国最大的实验室，此实验室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实验室，每年的研发经费有上千万美元，他带领课题组申请过1400多项专利，发表过1500多篇科技论文，将400多项科技成果转让给上百家企业进行商业化运用，自己创办过4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是美国创新创业的代表性人物。

LANGER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化学工程，但他希望将自己的专业和生命健康产业相融合，致力于开发生命健康相关的科研项目。最初，他希望通过论文的形式发表科研成果，再由企业发掘这些成果的价值，从而迈向产业化。但企业对科研成果的了解并不够深入，不能够发掘成果潜在的商业价值，因此很多值得转化的科技成果无法落地，也违背了LANGER教授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初心和愿望。为了能够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商业化产品，最终他选择主要以自己创办公司的形式来进行成果转化。得益于《拜杜法案》的规定，科技成果属于单位和个人，LANGER教授早在1987年就与其他教授一起创办了第一家公司[8]。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申请到的专利都属于职务成果，他将所有的专利通过MIT的技术许可办公室进行许可、授权，通过学校的授权许可，把专利成果转移至自己创办的公司，MIT接近28%的成果转化收入分配也让LANGER教授成为了全美最富有的科学家之一，有更多的经费支持实验室的后续研究。

LANGER教授的案例说明，高校科研与企业存在脱节现象，产学研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斯坦福、哈佛等高校是不支持教职员工自己开办企业的，希望保证教师充足的教学和科研时间，因此是否需要大力支持高校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管理。

五、结束语

通过对以上科技管理政策和实践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科学的成果转化路径和合理的产权收益分配制度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积极的影响作用。MIT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通畅且明确，对于其成果转化后的收入分配也有清晰的规定，科研人员、学校等多个主体能够通过科研项目成果产业化的途径获得收益。提供政策支撑的高校、科学的转化运营机构、积极的科研人员和团队，共同构成了稳定的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的主体结构。

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创业能够促进科研项目转化和校友经济发展。高校的职能不仅局限于培养人才，还在于发展科技、服务社会。MIT的校友经济最初就来自于学校的创新课程，来自于学校的引导和支持。这不仅让师生的创新实践得到转化，还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和发展，甚至使全球的国家都从MIT校友所创办的企业中受益。这一点是值得中国高校学习的，创新创业不应该止步于课程和项目，更应该付诸实践，让创新精神深植、萌芽、成长在校园中。加强高校创新教育、深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研究，能够使知识向能力得到有效转化。

科研项目要紧跟市场需求，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联动。LANGER教授早年的经历说明，企业与高校的科研有时是脱节的，企业不一定能感知到科研项目的市场价值。这表明需要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高校的科研项目要与市场连接起来，做有价值的科研，企业也要走进高校，发掘科研成果的价值，从而双向推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但是否需要大力支持高校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2023年第06期　杨艺灵，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通信作者：陈同扬，南京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