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要克服绩效评价带来的大学之间的零和博弈和组织割裂，更加强调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以系统和开放的观点推进大学之间的学术整合，在建设路径上从方法论个体主义迈向关系主义，重视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交叉融合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形成的关键作用。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具有边界模糊性和人员流动性的特征，而一流的学术成果往往产生于大学边界的交叉地带。正如美国学者亚当斯（Jonathan Adams）所说，“科学领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科研合作正拓展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众多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的科研合作不仅提高了科学家的科研产出数量，而且也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质量。世界一流大学极为重视院校内部和院校之间的合作，借助学术关系网络不断地推进前沿知识的创新，保持自己的一流地位。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大学组织边界的跨越和交叉融合，建立了布劳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专注于人类基因组学的跨机构和跨学科研究，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的新形式。
一、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动因
（一）差异的建设性管理
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知识领域都成为一流，而是聚焦于最需要和最擅长的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追求卓越和公共绩效的压力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选择性卓越”（selective excellence）策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学科和比较优势。面对知识生产方式转变，20世纪后半期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整合性研究逐步从学术生活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着力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和重大的人类问题。然而，学科制度和系科结构的相互强化以及大学之间竞争的加剧，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大学和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跨学科研究尽管重要但做起来难”。对我国而言，在周期性绩效评价的影响下，“双一流”建设会增强大学和学科的边界意识，从而制约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和资源流动。但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保持边界的模糊性和推进知识交叉融合又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必由之路，依靠大学的自组织形成的交叉空间就成为原创知识生产的重要场所。
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跨机构和跨学科合作是为了实现“差异的建设性管理”，加快重大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美国学者格雷（Barbara Gray）将这种“合作”界定为“能够发现问题不同方面的各方，建设性地探讨他们的分歧，并超越自身有限的视野范围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从此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一种“差异的建设性管理”。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2004年在布劳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正式建立了布劳德研究所，致力于通过基因组学研究探寻癌症、精神病和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从差异性上来说，哈佛大学的优势在于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在于生物工程，而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在于临床医学，布劳德研究所将发现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整合起来。以上各方的优势结合，实现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推动了生物医学的突破性创新。
（二）知识的颠覆性创新
美国学者博耶（Ernest Boyer）将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四种类型，并指出四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跨学科、跨院校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整合的学术，它尽管不是直接指向认识和发现某种知识，但是通过对现有知识的重组能够带来重大的学术发现。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跨学科研究不仅仅是重新绘制一幅文化地图，而且是绘图规则的改变。从创新的角度而言，跨学科和跨院校的学术研究能够实现颠覆性创新。
新的科学知识常常是在现有的知识技术汇聚、整合和重构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时产生的，而这种整合源于科学家之间的直接接触或科学文献的传播。因此，科学家跨国家、跨院校和跨学科的交流，是新的科学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亚当斯的研究发现，从《自然》杂志的刊文来看，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者合作的文章的引用率比各自国内学者的更高，而牛津大学与葛兰素史克公司合作的文章的引用率也大约是该领域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布劳德研究所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奠定的跨机构、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基础上建立的，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科学家，将分离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整合，实现了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汤森路透发布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思想》显示，2015年度最热门的19位科学家中有12位来自于生命科学领域，在前6名科学家中有4位来自于布劳德研究所。《全球科研影响力地图》报告按照最优论文和最优期刊比例对世界科研机构进行分学科排名，从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来看，布劳德研究所在生物化学、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排名第一。布劳德研究所的学术成就与学科交叉和跨校合作带来的颠覆性创新密切相关。
（三）学术组织的根本转型
现代研究型大学把以学科为基础建立的学系作为基本组织结构，学科与学系具有强大的相互强化机制，并越来越有力地卷入对方的发展。学科结构与系科制度之间的共生机制，使得在传统大学内部开展跨学科研究会遇到诸多困难。但大学组织的矩阵结构，又使得大学教师因强烈的学科归属倾向，本能地跨越大学的组织结构，增加学术共同体认同，并为跨机构的学术合作创造了条件。布劳德研究所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命科学研究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过程中结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和应用的集成，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带来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然而，由于虚拟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会对需要长期追踪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为了实现知识溢出的内部化，也需要建立实体的学术组织，以突破大学内部封闭式的跨学科研究，形成开放式的组织创新网络。
布劳德夫妇最初就没有考虑捐资于传统模式的大学，而是试图建立一种跨机构和跨学科的新型合作研究机构，尽力推动医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布劳德先生认为，要实现前沿知识的创新和研究方式的转型，就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克服传统大学组织形式的制度约束。科学实践表明，整合多个领域的知识要比单一的学科更容易在科技与社会前沿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旦能实现高效的整合，这些汇聚在一起的‘宏观’模块将能为新想法、新发现、新思维、新工具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从而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实现新的发明、创新、治疗流程，发展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新策略。”为确保布劳德研究所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获得永久地位，截止2014年布劳德夫妇已先后捐资7亿美元用于研究所的独立运营，确保其成为一个成功的公益慈善类非营利性机构。布劳德研究所为核心会员建立了各自的实验室，为他们提供终身职或准终身职的岗位，使这些科学家得以持久地进行跨国家、跨机构和跨学科的研究。正因为实现了从虚拟学术共同体到实体学术组织机构的转变，布劳德研究所才能持续不断地在基因组学、传染病防治和精神病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二、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关键因素
（一）互补性与相容性
合作源于对方拥有彼此希望获得的资源。美国学者波兹曼（Barry Bozeman）等人认为，大学进行科研合作的最常见动机包括：获取专业知识；获取不具备的设备或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高获得科研资助的机会；获得声誉或显示度；学习缄默知识；汇集解决重大和复杂问题的知识；提高科研效率；培养学生；推进科学的专业化；闲逸的好奇。大学科研合作的成效既与合作方的互补性有关，而且也与他们的相容性有关。换言之，合作必然涉及异质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或差异是合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然而过大的差异又会破坏合作的基础。因此，互补且相容是大学有效开展科研合作的必要条件。比尔肯斯（Eric Beerken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一个联盟中各方的互补性和相容性越大，合作的成效就越显著。从大学联盟的建立来看，不管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还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都具备精英大学“俱乐部”的性质，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从而确保联盟高校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层次上开展合作。对于一流大学而言，由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它们更能够开展高水平的跨机构和跨学科合作。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跨校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学科优势的互补性、地理位置的临近性以及价值取向的一致性。麻省理工学院在基因工程方面的优势，哈佛大学在生物化学方面的优势，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在临床医学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的统一，同时这种互补性也使得合作的各方嵌入到对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这种相互嵌入程度越高，跨机构、跨学科的科研合作成效就会越高，从而形成一种合作共生的关系。布劳德研究所建立的基础是1990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基因组学研究中心（WICGR）和199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CCB），首任所长兰德（Eric Lander）曾担任怀特海研究中心主任，他同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系统生物学教授，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从地理位置上说，布劳德研究所就建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研究所附近，并已融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之中。密切的学术联系、长期的合作研究基础，以及地理位置的便捷性，使得布劳德研究所更能够充分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优势，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二）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和亲密度
创新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活动，由于个体或组织拥有的信息量有限，他们常常需要借助关系网络促进知识的交流和流动，这种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以及关系的强度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依据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理论，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即无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因而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通常，如果企业倾向于获取和创造全新的知识，力求脱离和超越现有的知识基础，即进行探索式技术创新活动，那么企业占据较多的网络结构洞能够使其接触到更多的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连接的合作伙伴，从而能够拥有多样化、非冗余的信息资源，这有利于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活动。然而，过多的结构洞可能会增加维护信任的成本，并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制约个体或组织的创新。因此，需要用亲密的直接关系协调结构洞对创新的影响。
布劳德研究所占据的结构洞使其能够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全世界生物医学研究者和机构之间建立关联，多样化信息的汇集促进了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探索式知识创新。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紧密关系网络，这种直接关系增强了生物医学研究者之间的信任。在前沿科技领域，面对面的互动对于缄默知识的传递和转化更为重要，这种强关系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知识的创新。布劳德研究所的人员由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组成。教师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哈佛大学附属医院，他们都是各自机构中的全职人员，承担着全职的教学和其他任务。在这些教师中，有48名所级正式会员（13名核心会员和35名非核心会员）、300多名准会员和23名预备会员。专职科研人员有近500名，其中包括25名任期4年、主持各个研究中心活动的“所级科学家”。布劳德研究所的开放性，使其汇聚了3000多名各类科研人员，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建立了100多个合作项目。边界跨越实现校际优势资源的互补和整合，同时边界的开放性又吸引到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和研究生，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和亲密性，加快了学术整合和知识创新。
（三）外力介入形成的耗散结构
研究型大学的前沿知识生产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学科边界和大学边界使大学组织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依据耗散结构理论，企业创新应该建立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组织系统上，将产生负熵的各种因素引入系统中，如新知识的获取、新技术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制度的执行等。因此，大学组织之间的合作活动需要引入外部力量，才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二战”之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有组织的科研机构”（ORUs）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政府或企业等机构的科研资助。大学外部的科研资助促使大学的科研超越学科的局限性，聚焦具体的研究问题，从而推动了大学的跨学科研究。
布劳德研究所的成立，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物医学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工程中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但如果没有布劳德夫妇出资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合作机构，两所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仍然是一种虚拟的实体或松散的关系。作为一种第三方社会力量，布劳德基金会带来了两所大学之间科研组织形式的突变。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学科制度、系科结构和科层体系，也不同于研究型大学校内虚拟的跨学科结构，它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边界跨越性，能够为研究所输入新的知识和技术，形成一种耗散结构。这种从无序到有序的组织形态演进，成为推动布劳德研究所知识创新的强大动力。
三、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机制
（一）跨学科协同：学科与跨学科的互动
学科是知识的分类体系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学科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规训性，它限定了研究者的视野、认识与思维方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视角”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这种学科“视角”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但却不利于重大复杂问题的解决。
从组织结构来说，跨学科和学科是一个互相促进、不断提升的关系。从学科到跨学科要经历一个突破常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学科必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力来抵制外力的破坏，从而阻碍跨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科研合作也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高质量的创新。从知识生产来看，由于研究者需要涉猎多学科的知识，可能会“杂而不精”，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知识理解来说，可能会造成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冲突。
“二战”之后，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资助下，大学在传统的学科制度之外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通过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满足外部的需求。因此，从大学内部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和跨学科并存的组织结构，这种矩阵结构对于促进高深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大学内部的学科和跨学科组织同时嵌入到相同的大学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情景，在解决一些复杂的前沿问题时会面临资源、设备和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推进前沿知识创新，需要跨越大学的组织边界，脱离特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的束缚，实现学术资源的整合。这种边界跨越性具有极强的生成力，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组织环境中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的交换，显然比大学边界内部的跨学科合作更能够带来知识和技术的突破。
通常，应用研究或实验研究具有更大的跨学科性，对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技能，而这不是一个人或一所大学能单独拥有的。布劳德研究所专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这个前沿领域对跨学科的要求更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比较优势以及相应的劳动分工，更有利于提高科研的效率。同时，布劳德研究所的教师也从属于各自的大学或机构，这种双重身份和边界跨越者的性质，使布劳德研究所能够在学科和跨学科之间形成协同发展的机制，既激发了前沿知识的创新，又促进了前沿知识的系统化。
（二）跨行业协同：科研创新与城市发展
从开放系统的视角来看，科研合作不仅依靠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学术互动，而且要与所在地区形成良性的互动。布劳德研究所的生物医学研究适应和带动了波士顿地区的生物医学产业发展。从医疗行业在大都市分布的密度和多样性来看，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是美国排名前三位的城市。波士顿地区聚集了8所研究型大学、多家美国最好的医院和公私立研究所。截止2018年，波士顿连续21年是美国获得国家卫生研究院科研经费最多的城市。200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宣布通过《马萨诸塞州生命科学法案》，决定在10年内由州政府提供10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2018年，州政府决定将这一计划延长5年，并且再提供5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以及对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公司的税收激励等政策支持，使波士顿迅速成为世界上创办生物公司的最佳城市。此外，波士顿的生命科学发展规划涵盖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从中学课堂到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商业化，以及就业人员的发展和全球顶级公司的高薪聘人。过去10年间，波士顿地区吸引了大批医疗保健和其他产业的公司，辉瑞制药公司和飞利浦医疗保健公司就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将研发中心或研发总部搬到剑桥市。波士顿都市区的生物科技创新集群是布劳德研究所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土壤。
布劳德研究所从内部和外部加快了缄默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和商业化的过程。按照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观点，缄默知识通常是尚未完成正式编码的、高度个体化的知识，最初仅仅为少数人或前沿领域的科学家所认识，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才能传播。越是前沿的缄默知识，与现有知识的编码体系的距离也越大，也就越难以转化为显性知识。缄默知识的转化需要经常与原创知识的发源地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因而地理的临近性是缄默知识转化的关键，一些世界著名的科技公司选址于大学附近的原因就在于此。随着科研合作的增强，为了促进缄默知识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传播，需要对其进行编码，这时前沿知识的缄默性就逐渐减少，这些知识也更加便于转换。从布劳德研究所内部来看，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临床研究的一套知识转化体系，并成立技术转化部门，从而加快了前沿知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和转化。从外部来看，波士顿地区的生物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也为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创造了便利条件。布劳德研究所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使其保持了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跨国家协同：全球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现代大学自建立以来，就以探究和传播普遍的高深专门知识为使命，因而天然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尽管教授身份一般隶属于特定的大学，但学者们却普遍把获得国际同行认可作为重要的成功标志。正是大学学者这种追求学术卓越的内在动力，人类的认识水平才不断提升，并促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研究表明，重大原创成果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集中度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鲜明特征。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沿学术研究中心具有一种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吸引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加入，结成国际学术共同体，引领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一流大学通常具有强大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反映了它们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和支配，又反映了它们对全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促进跨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布劳德研究所的使命是推动生物医学的革命，加快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在这个共同使命的引导下，布劳德研究所汇集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健康专家，整合了医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工程学和数学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努力推进“深度的科研合作”。同时，布劳德研究所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建立和维持了一个国际学术联盟，致力于加快精神病、传染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研究进程。此外，作为一个学术自治的共同体，布劳德研究所赋予科学家们充分的自主权，鼓励他们大胆提出假设，推进生物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开放、合作、跨学科的组织特征以及学者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布劳德研究所能够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的高水平深度合作研究，不断产出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
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在所有学科领域都达到一流，必须聚焦优势学科，增强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一流大学学术合作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一流大学更加强调“差异的建设性管理”，积极构建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体系，推进跨个体、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和跨国家的学术整合，利用这种矩阵式的学术关系网络聚合多种优质学术资源，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前沿问题，实现人类认识的颠覆性创新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11工程”“985工程”到“2011协同创新计划”，再到“双一流”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政策推动我国大学水平不断跃升。当前推进“双一流”建设，既要强调大学优势学科的建设和大学之间的竞争，同时也要面向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推进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和跨国家的学术合作，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差异的建设性管理”能力，努力在前沿知识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形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