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壹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4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贰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1．埃利亚斯·科里（哈佛大学）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2．安得烈·迪科（斯坦福大学）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3．罗伯特·格拉布（加州理工学院）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4．罗德里克·麦金农(洛克菲尔大学)2003诺贝尔奖得主，5．史坦利·布鲁希纳(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1997诺贝尔奖得主，6．理查德·施洛克(麻省理工学院)2005诺贝尔奖得主，7．阿达·约纳特(维斯曼学院)2009诺贝尔奖得主。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叁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肆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伍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一、大众的思维水准。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二、哲学传统。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园”，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三、教育体制与目标。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四、家长和老师的期许。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五、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六、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七、道德风尚。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陆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作者1963年生，河南洛阳人。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和访问学者（2010），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