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奈尔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历程
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兴建于19世纪60年代，迄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依据发展进程和服务重点，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初创、兴盛和拓展三个时期。
（一）艰难初创：致力于本州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兴起与美国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密不可分。《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推动了美国赠地学院运动的开展，顺应了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的需求，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职能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直接服务的方向延伸。作为“赠地学院”，农工教育是康奈尔大学创建的主要内容。身为农场主和当地首富，康奈尔亲历培养农工应用专业人才的紧迫感，捐出个人资产50万美元建立康奈尔大学，设立农学系，致力于改进本州传统的耕作方式，通过传播先进的耕种技术和推广农业机械化，提升纽约州的农业耕作水平。康奈尔大学初创时期，受当时农业产业和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较低等社会经济条件限制，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资金、师资匮乏，全日制生源不足，课程体系混乱，办学水平低下。这些挑战使得康奈尔大学从初创起便注重培育独特的大学办学观，即学科领域开放、师生关系平等、面向公众授课、学术追求自由。在这一观念指引下，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砥砺而兴，不断壮大。
（二）蓬勃兴盛：专注于本州乃至全国的农业推广服务
《莫里尔法案》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法案推动赠地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到20世纪初，康奈尔大学相继成立了农学院、昆虫学系、园艺系和动物科学与技术系，1971年建立了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宗旨是运用经验与研究，造福社会公众。多年来，学院建立了基于农业、环境和自然资源、食品和营养、生命科学等方面的世界一流教学、研究和推广机构。在卓越的科研水平基础之上，康奈尔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着眼于全国农业推广服务，与全国生产者密切合作，促进教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推动美国成为世界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国家。
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建立了多家农业推广服务机构，包括以农业紧要问题为对象的康奈尔大学农业试验站（The Cornell University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以推广应用最先进农业技术为主的纽约州农业试验站（The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旨在通过教员、推广人员、粮食与农业科学发展遗产帮助种植者、生产者、食品中间商、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学院提出了康奈尔合作推广体系（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在纽约州的每个郡设立农业推广站，技术方面由大学教师和郡的合作推广员实施，推广对象是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小企业主、学生等，通过介绍农业研究的最新进展，传播农业新技术，将研究应用于实践，从而帮助农户解决实际的问题，提升纽约州家庭农场的整体水平。这一体系已推动纽约州57个郡建立了推广站和26个野外试验站。这些机构以本州的农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本土经验与科学前沿相结合，以实证分析为工具解决纽约州农业发展问题，最后汇集为系统高效的农业科技理论，推广至全国。康奈尔合作推广体系每年直接惠及全国190万人，通过海报、电视、网络、广播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使全国1500万人间接受益。
（三）融会开拓：着眼于全球农业合作研发及可持续发展
康奈尔大学认为目前世界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面临着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挑战，因此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放眼于世界的农业合作研发，提出了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全球项目（CALS International Programs），致力于应对全球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等方面的基础性挑战。在地域方面，学院建立了遍布全世界六大洲、多达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点网络，为其掌握世界一手农业资料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在领域方面，学院更加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重叠，从食品、能源、环境、生物等方面综合入手，力图在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为人民谋福祉等方面有所突破，致力于为整个人类社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总而言之，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发展以农业推广为主要特色和演进脉络，形成了美国农业部领导下联邦—州—地方联动的具有美国农业特色的农业推广模式（详见图1），带动了纽约州、美国和世界农业进步。
二、康奈尔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发展规律
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产生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在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演进的历程，可以洞悉其兴衰更替的轨迹，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缘业而兴规律
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引发了19世纪初美国南部的工业革命。当时，美国的工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生产力极其低下。“19世纪初叶，殖民者在粮食种植、收割和脱粒技术方面比《圣经》时代好不了多少。”而后的“西进运动”扩大了耕地面积，但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具有实用技术的工农业人才严重缺乏，急需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来提高美国工农业的效益。美国高校受欧洲传统高等教育观念影响，难以为社会发展培养实用人才，阻碍了美国实用农业技术推广与工农机械化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赠地学院”应运而生。作为“赠地学院”的康奈尔大学依据农业产业需求和趋势，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搭建农业服务体系组织结构，构筑了以教学、科研和推广为抓手的农业服务体系。
（二）业变随变规律
作为农工学院起步的大学，农业科学一直是康奈尔大学的优势学科。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长足进步和人才供应逐步满足，农业科学面临着培养规模调整和研究方式方向转变。2009年，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发布改建院系报告（Restructuring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2009），建议对农业科学进行重组。
鉴于预计农业科学未来利润产出将累计减少15%，报告建议教职工数量由目前的370人减缩至330人，学术部门由26个调整为18个，运营费用由1.43亿美元减至1.4086亿美元。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合并园艺系、食品科学系、昆虫学系和植物病理学系；二是“学部”（School）作为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的新学术部门；三是提议建立环境科学学部；四是将植物科学的学科集群整合为一个统一部门。
报告指出，调整学院的主要目的是适应产业变化，促进学术资源集中，推动大学课程与社会需求相一致，为应对未来挑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微生物学系（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经历了合并、重组、削减等调整，便是其中一例。为研究产业发展中的生物问题，学校于1930年成立细菌学实验室（Lab of Bacteriology），1960年成立生物学分部（Divis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简称DBS），吸纳了微生物学部（Section of Microbiology），1972年微生物学部从DBS中分离，1990年微生物学部逐渐融入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专业，并在1992年重新加入了微生物学部。1999年面对产业发展中生物问题复杂化和细致化趋势，DBS被完全废除，学校仅保留与微生物学相关的本科专业。随着产业变化，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正面临新兴产业与学科的强烈冲击，产出、人员、经费等面临严峻挑战。
（三）科研促进规律
农业现代化的多样性需求要求农业研究与其他领域基础研究相结合，否则会阻碍新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最终耽误农业增产。为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科内涵的变化，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扩展、转型。最初，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专注于研究改进耕作方式，提高农作物产量，推广害虫防治、农作物繁殖、牲畜饲养等方面的农业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农学院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教学、研究和推广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与“自然资源”“生命科学”“环境”等新组合在学院名称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于1971年成立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其中部分系所如生物与环境工程系（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几经易名，从“农业机械系（Department of Farm Mechanics）”到“农村机械系（Department of Rural Engineering）”再到“农业工程系（Agricultural Engineering）”，最终和生命学科相关学科结合成立了目前的生物与环境工程系。
当下，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课程注重跨学科深度，科研则强调在保持必要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促进学科间的整合。近20年，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所有本科专业均为跨学科设置，融合了理学、医学、工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建立了通信学、发展社会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全球与公共卫生学等新兴专业。一个多世纪以来，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逐步将研究方向定位为四个重点领域：食品与能源系统、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面向未来，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将加速目标驱动下的科学研究，更加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衍生，将科学研究落脚于全球关注的前沿领域（详见表1和图2）。
（四）政府助推规律
身为赠地学院，康奈尔大学承担着面向农业和工业办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重任。作为常春藤联盟中唯一一所公私合营的高校，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1.政府为农业科学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保障
除1862年《莫里尔法案》之外，美国国会还于1890年颁布了《第二莫里尔法案》，并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颁布了包括1887年《海奇法案》、1907年《纳尔逊修正案》、1914年《史密斯-利弗法案》等一系列资助与加强赠地学院发展的法案。在完备法律保护下，康奈尔大学逐渐孕育出了产教融合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
2.政府为农业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保障
农业科学发展既需要充裕的资金，又需要广阔的土地。1862年《莫里尔法案》规定，政府根据各州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人数，以每人3万英亩（1英亩≈0.405hm2）的标准，将1743万英亩公有土地划分到各州，各州可以直接利用所拨公地或出售土地所得建立的永久性基金，创建或资助赠地学院，发展农工教育。土地和资金为纽约州农工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为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3.政府为农业科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后期支持
赠地学院创办后，农业科学发展一直存在经费拮据问题。为帮助赠地学院农业科学摆脱困境，联邦政府1887年颁布了《海奇法案》（又称《农业试验站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都向各州农业试验站提供拨款；1890年《第二莫里尔法案》规定国库向各州拨款15000美元，以后每年增加1000美元，直到达到25000美元。联邦政府对农工学院直接捐赠现金，为农业科学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来源。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快速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了农业学科体系。近年来，政府依然保持着对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较大的拨款力度，仅康奈尔农业科学实验站一年就获得6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
三、对中国高等农业院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启示
透视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发展规律，反思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缘业振兴：以主导农技推广服务实现双赢发展
早期的康奈尔大学注重与本州产业紧密联系，以解决本州工农业发展瓶颈为己任，强调服务本州经济发展。时至今日，康奈尔大学仍然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在各州建立农业试验站，每年对190万人实行面对面指导，通过资料印发、网站宣传、广播和邮件等方式进行农业推广。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农民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避免了“高而空”的学术研究，使生产与科研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我国每年大约取得6000项农业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只有1/3左右，大批农业科学技术无法应用于实践，农业科技成果棚架现象严重。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更好地满足产业需求以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是我国所有高等农业院校面临的课题。当下，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应借鉴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发展经验，主动向政府建议获取农业技术推广的主导权，走合作推广服务之路，与政府合作建设和完善地方农业试验站及推广站，面向产业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农业院校教师一方面要在大学承担农业科学的教学任务，一方面要在试验站进行农业科学的相关研究，将针对产业问题的科研成果推广给一线生产者。这样，以农技推广服务为纽带，高等农业院校通过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农业产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不仅有利于人才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在产业实践中提升，而且增强了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和成果转化的快捷性，使高校与产业互促互利。
（二）随业而变：以广而精的教育内容拓展农业
科学的专业领域随着农业产业发展，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的教育教学内容不断拓展、转型，向新兴领域延伸，融会多门学科，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衍生，致力于向前沿领域突破。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专门开展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探索和开发一系列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多学科交叉课程。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浪潮，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已成为引领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推动常规农业技术手段和效率的全面升级。此外，经济新常态下农产品电商交易蒸蒸日上，农业新媒体不断涌现，农业众筹方兴未艾，农产品品牌加速构建，旅游农业、生态农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农业发展将体现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全球协作、高效益、现代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化的发展趋势，农业的发展既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也需要具备经济、法律、语言、外贸、金融等领域的高级人才。因此，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应以本校传统农业科学为出发点，创新农业院校教育教学内容，推动多学科门类交叉融合，凝练与农业产业前沿领域接轨的专业方向，拓宽农业科学专业口径，优先支持涉农学科和农理、农管、农经、农工间的结合，加快催生一批新兴学科专业和跨学科专业，持续探索复合型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在培养目标、教育管理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尝试打破学科、学校、区域和国家间的壁垒，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科研引领：以前瞻的科技研究引导现代农业健康快速发展
科技研究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优势，也是产业兴盛和升级的动力。成立之初，康奈尔大学以农业科学研究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保障了美国农业丰产农民丰收。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人们对农产品品质和种植环境的关注，康奈尔大学注重食品与能源系统、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研究，旨在引领现代农业新发展。借鉴康奈尔大学农业科学发展经验，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农科研究要努力谋划如何引领我国农业产业跻身世界先进之列。2017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6所农业类院校名列其中，体现了国家对农业高校的重视和期望。农科是高等农业院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强校之基。高等农业院校应面向农业产业国际趋势，遵循农业产业发展规律，立足自身优势学科建设，以种质研究、“1+2+3”产业融合研究、数字农业研究、有机农业研究、农业环境研究等为重点，在服务农业产业发展中建设世界一流农科，在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和一流农科中引领我国现代农业健康快速地赶超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产业水平。
（四）政府促动：以不断完善的法律政策助推农业科学发展
康奈尔大学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采用公私合营办学模式的大学，较早建立的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属于州立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受到联邦政府干预。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教育立法对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成功干预，使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赠地学院”在《莫里尔法案》等法规之后形成了教学、科研与推广相结合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系列法案一方面保证了赠地学院得到充足和持续的资金与土地，另一方面也约束了腐败行为的滋生。我国高等农业院校以公立性质为主，更需要国家和政府给予强力支持和扶助。首先，国家要通过立法确立高等农业院校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主导地位，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世纪之交的改革一样，确立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高等农业院校发展模式，推动产教真正融合。其次，政府要以配套政策推动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主体整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制定相应的晋级升职和激励制度，调动教职员工共同致力于高等农业院校新模式的运行和发展。其三，针对目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等方面的劣势，政府要加强教育资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立法和司法建设，确保教育资源合理流向农业院校，保障高等农业人才正常分流，促进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产业联动双赢发展。（陈新忠，男，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王地，女，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