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一词，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率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给出的定义是：“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以及校外的学者，通过学术而连接在一起，于是就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是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学术真理诞生的苑地，因而最能够体现“学术共同体”的特征。
“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是学术，因而透彻地了解学术、学术任务和学术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国古籍文献中，学术一词早已有之，只是古今的含义却相去甚远。近现代意义的学术，是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这与西学东渐是有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欧美国家的各学科的知识，诸如哲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美学和应用科技等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学与术之别
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在字义上是有区别的。我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严复对学、术二字注疏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学是指科学理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基础学科；而术就是应用技术。
可是，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把学与术分开使用，而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使用的，其意义更接近于西方的学术概念，是指系统的学问。英国高级牛津词典的解释是：学校的、学院的；学者式的；仅仅注重理论兴趣，而非技术或实用的学问。在这里，学问与学术可以视为同义词。学问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指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已知的、未知的、首创的和系统知识。学术一词应用十分广泛，由它又衍生出许多专有名词，如学者、学术职称、学术刊物、学术界、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术观点、学术诚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等。
从本质上说，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这正如“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所言明的精神。这句话都认为是由清末启蒙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但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明朝《李氏焚书》一书黄节的跋语。“公器说”的观点，历来被我国古时学者所推崇，古人做学问的态度是：“求学问道，贵在乐我乐及人之乐。”宋朝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是做学问就是秉持“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不垄断、不自私、不掠人之美。在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一个学者如果做出了一个新的发明，他立即到大街或广场发表演说，将自己的发明与公众分享。那时，既没有保密的限制，也没有专利法的保护，所以古时候的科学发展与传播得很快。世界最早的专利法是于十五世纪初诞生于威尼斯，随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专利法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起到了保护发明人的权益，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二、无条件地追求真理
学者是学术的主体，学者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真理，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学者呢？这里不妨引用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的话予以说明，他认为：“没有这种被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靠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就是一场冒险，如果没有为学术而活着的人，是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清苦的。
现在，一般是把学术研究当作纯科学（pure science）。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的《为纯科学呼吁》一文。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在美国曾经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了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那样。”这并非他对中国的不恭敬，而是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重视纯科学研究的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什么是纯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夫琅禾费协会的分工就一目了然了。按照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的说法：“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后者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换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纯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科学研究则是回答这有什么用处？
纯科学也常常称为基础科学，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福祉，也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忍耐在“象牙塔”的孤独，又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安贫乐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他是俄罗斯怪异的天才数学家，16岁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奖，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斯提克罗夫数学研究所工作。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写出了3篇文章，从而证明了困惑世界数学家近百年“庞加莱猜想”，因而他也就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但是，对于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耀，他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为了说服他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授奖的大会，甚至世界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约翰爵士亲自飞到圣彼得堡，用了两天时间说服他赴马德里接受颁奖，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拒绝了多个奖项，包括奖金一百万美元的“克莱数学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些天才或学痴们的怪异特点，他们淡泊名利，而只关注他们的学术兴趣，追求学术真理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三、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东南侧，矗立着一座王国维墓碑铭，是在他沉湖遇难两周年时，清华研究院的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兹立碑以永其念。碑铭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碑铭的最后几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这里，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拔高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的高度，可见它们对从事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
最近几十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着陈寅恪碑文的这两句名言，说明它们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和向往。那么，为什么独立自由对于做学问是如此的重要呢？雅克·德里达是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世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明确地提出：“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态的主权形态。”
我国科学理论落后，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寥寥无几，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如果追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失了做学问的独立自由精神，没有分清楚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功利化的思想，在学术研究中还有极大的市场。试问：在论文至上主义的导向下，学者们都忙于发表论文，评定高级职称，积极申报成果奖，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躲在“象牙之塔”穷究永恒的真理？有人公然提出学校的研究要上主战场（指为经济服务），这是明显的以功利化思想指导重点大学的研究，完全背离了研究型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宗旨，这无疑是对科学的背叛。
上世纪30年代德国教育部部长鲁斯特，他于1936年在海德堡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上说：“不承认、不依赖、不抱任何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把独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作为一个学术方针，并且千方百计地营造这种学术氛围。让广大的学术研究者们消除思想顾虑，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原创性的成果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原创性的重大成果。
四、当代学术研究潜在的危机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没有创造出任何原创性的学科，个人要想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也更加困难了。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未来的发展，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人基思·西蒙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他认为：“正如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科学天才已经绝灭了。未来的科学进展可能建立在已为人所知的事实上，而并非需要对现有知识的基础做出改变。”
17世纪被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为天才的世纪，曾经涌现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如法国的业余数学之王费马，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帕斯卡；英国的数学和物理学家牛顿，物理学家胡克，化学家波义耳，天文学家雷恩，哲学家培根，戏剧家莎士比亚，医学家哈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数学家莱布尼兹、哥德巴赫，画家鲁本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画家卡拉瓦乔；荷兰的天文学家惠更斯，画家伦布朗；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等等。
同样的，19世纪也是天才人物璀璨的时代，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三大发现，这个世纪堪称“科学的世纪”。这三大发现是：细胞学说是于19世纪30年代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所创立的；生物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创立的；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由英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创立的，他们是英国的焦耳、威廉·汤姆生和德国的达尔与赫尔姆茨。这三大发现引起了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而带动了其他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当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由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创立，它们带动了物理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革命。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被称为“老三论”，分别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香农、美国数学家罗伯特·维纳和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创立。这些重大的学说的创立，与历史上任何一项的发明毫不逊色。可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科学与技术研究和发展却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到了21世纪，技术领域的发明似乎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我始终认为，天才是不会绝灭的，只是现在失去了天才滋生的土壤。同样的，是否像有些预言家所说，科学重大发现都已经做完了呢？我始终认为，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只要我们找到认识未知事物的方法，就会做出新奇的重大发现或发明。但是，为什么现在却少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潜在危机。就中国而言，造成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三点：第一是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极度追求财富的欲望绑架了绝大多数学者，现今少有安贫乐道的做学术研究的人了；第二是浮躁情绪越来越严重，信奉“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学者越来越少了；第三是象牙塔已经坍塌，少有人再心甘情愿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更是鲜有“皓首穷经”追求真理的学痴了。
我们应当正视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摆正重点大学学术研究的方向，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我们应当摆正科学与技术的地位，采取果断的措施，大力支持那些短时间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纯学术研究，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摆脱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
（作者系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