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中，“文化”无疑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热点词汇。党的二十大报告曾先后58次提及“文化”；在中国知网，自2012年至2023年，以“文化”为题的文献，每年多达6万余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但是，无论是从内涵来看，还是从外延来看，文化都包罗万象、众说纷纭，对于文化的生成和积累的研究，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相比较而言，作为文化浓缩和升级的文化资本，则有着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研究边界。大学作为传承、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机构，研究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与积累机制，对大学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围绕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演进和积累机制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述之中。本研究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梳理具有启示性的研究观点和思路，另一方面分析可能的创新和突破之处，进而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理路。
（一）文献综述
在论述文化资本生成逻辑时，人们往往沿着布迪厄（Bourdieu，P.）的思路，把文化资本的生成，与教育程度、文化品位、炫耀性消费以及上层社会的礼仪规范联系在一起，行动主体可以通过学校、阅读或礼仪学习等，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在同龄人当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人们先验假定只有上层精英才能够形成并具有文化资本，底层民众的文化资本明显匮乏。塞雷索拉（Ceresola，R.）通过对美国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的工作进行实证调查，有力反驳了这一论断，认为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服务队成员，能够有效利用他们过去所形成的文化资本，更加便利地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那些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服务队成员，反而因为其自身高贵性的文化资本，难以与服务对象进行有效沟通。可见，既然文化资本和趣味等级、社会区分相对应，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惯习和文化品位，能够自称是天生优越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某种文化类型因其包含更多文化资本，于是被社会行动者“集体无意识”地误认为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以上观点，给分析大学文化资本生成带来的启示是：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都可以在创建大学文化资本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不因大学身份不同而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一定意义上，大学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建立在认同机制之上的。
在论述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时，主流成果大都强调主体所在的“元场域”，亦即国家对文化资本积累所发挥的影响。例如，撒列尼（Szelenyi，I.）认为，国家是激活行动者的某些技能或特性的主要力量。文化资本积累不仅取决于国家，也取决于行动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文化资本积累与行动者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富足的家庭由于远离生存压力，因而更有能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经济相对窘迫的贫民，往往陷于养家糊口的困境中，无缘获取更高的文化资本积累。文化资本具有顽强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并与其他资本共同维持着社会再生产，亦即现存秩序及其不平等的再生产。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在文化资本积累中，都不是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建构者。对学校文化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反思和评价，是建设和积累学校文化资本的关键环节。学校文化资本的建设和积累，要在坚持全面改善的原则上，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以及具体而系统的落实方案，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应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以上观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大学文化资本积累既受大学外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制约，也受大学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影响；既有大学文化资本内部多元因素的相互交融，也有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间的相互促进。大学文化资本形成与积累机制是密切相连、循环佐证的动态演绎过程，既需要大学在坚守文化传统中不断创新，又需要大学在文化创新中坚守传统。由此，大学才能够在更为广泛、更为普遍的文化形态中，不断大浪淘沙，筛选并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
（二）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龙头，资本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凭借。希尔斯（Shils，E.）认为，一所大学的资本远不只是它的物质设备，也远不只是学术人员带到工作中的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对发现的热情、道德上的正直诚实、区别判断的能力等。大学崇尚学问活动内在价值的精神，不但是大学优劣的评判标准，也是任何一所大学的存在之根。在这里，希尔斯所强调的大学资本，属于精神文化资本的范畴。事实上，文化资本的外延决不仅限于精神文化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明确将其划分为具身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制度化状态三种类型。其中，精神文化资本属于具身化状态的核心。布迪厄之后，中外学者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但在文化资本类型上突破了三元划分的限制，而且在文化资本研究对象上，突破了精英阶层和微观个体的局限。
鉴于研究对象不同，分析大学文化资本，不能直接移植布迪厄的理论，因为他是从个人或家庭层面论述文化资本的；由于学术发展和对话的需要，研究大学文化资本，也不能完全摆脱布迪厄的理论，否则极容易形成自说自话。同时，界定大学文化资本，还要考虑文化的概念。尽管国内外对文化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就其外延来说，它可以由内到外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由此，所谓大学文化资本是指，特定时空场域内的大学，由以知识品性为核心的精神性情来统摄，通过机体性情、客观物品及正式制度来表现，经过更为长期的积累交换（或转换）而形成持久的、需要特别加以区别对待，并能够为大学发展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大学文化资本可分为精神文化资本、机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其中精神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内核，机体性和客体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外显，制度性和持久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保障。依托大学文化资本的四种类型，可以探寻其生成逻辑和积累机制。
二、从产生发展到整合变革：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
大学文化资本的差异性，是其生成和演进的逻辑起点。差异性的大学文化资本，需要得到大学内外部广泛认同，才能形成组织发展的动力。大学多样资本以及大学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决定着它们在演进中的整合性。从本质上来看，无论大学还是其文化资本，都在不断变革中螺旋演进。
（一）差异性：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起点
文化资本因文化而生。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生成资本，主要在于其价值增殖性和资源稀缺性。换言之，不能产生价值增殖的大学文化，不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不是资源稀缺性的大学文化，也不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无论是大学文化资本的价值增殖性，还是资源稀缺性，归根结底来自大学文化的差异性。换句话说，大学普遍拥有的文化现象，很难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
“文化差异最明显的根源来自组织机构自身。随着时间推移，每一个制度、神话、传说、故事和符号都开始具有特定的意义，有助于创造一种团体意识，能够激发忠诚。”可见，大学文化资本并非全然源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那些微小的行为、符号、制度等，只要与大学共生共荣，并经过长期坚守就可以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伴随大学内部人员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会变得更加一致，于是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所做、所思，表达了组织成员分享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并通过象征性手段表现出来。这些象征性手段，既可以是语言、行为、仪式，亦即大学机体文化资本；也可以是校园建筑、雕塑碑刻，亦即大学客体文化资本；还可以是章程、制度、规范，亦即大学制度文化资本；它们无不凝聚着大学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理想信念，亦即大学精神文化资本。
仪式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在布迪厄看来，仪式不仅是一组象征行为，也是由习性生成的、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再生产策略系统。伯恩鲍姆（Birnbaum，B.）在分析学院文化模式时，曾列举了一个经典案例。彼时，海瑞泰基学院（Heritage College）正面临经费紧张，新任校长在学校重启了一个传统项目——茶会，在期末考试周的每个晚上，由教师及其配偶提供自制糕点，为学生举办开放式的聚会活动。这些年来，茶会不仅能够安抚学生考试期间的紧张情绪，而且能够促进师生课外的相互交流，并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和隐喻，象征着“教学即服务”的理念，在师生中间形成了大学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集体认同感。学期结束时，教师会对学生说“茶会上见”，这意味着祝同学们好运，而非强求学生参加的声明，尽管多数学生都会参加。茶会已经成为一种持久的价值观和关系的象征，当内部出现短暂分歧时，有助于校园稳定。在这里，无论是作为仪式的“茶会”，还是作为话语的“茶会上见”，都已经发展成为海瑞泰基学院的大学机体文化资本，反映着“教学即服务”的学院精神。
大学校园的建筑规划，除具有实用功能外，也是特定时代的表征，以及师生情感的实体寄托。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全面移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同时，新建校园也以莫斯科大学为模仿蓝本。气派、庄严的入口广场，以及与其正对的高大、对称的“工”字形主楼，成为大学校园的标志形象。“工”字形主楼代表加强工科建设，促进工业发展的精神指向。入口广场也表达着特定的时代诉求，在政治景观中，公共广场的目的在于，它假定广场的光顾者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社区中的一员，会不时地参与公共讨论，为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但是，这种群体性、标准化的校园设计，也遮蔽了新建大学之间客体文化资本的差异。校园设计并非不需要模仿，芝加哥大学校园的很多建筑，都是效仿了牛津大学的建筑风格。但是，这些建筑并非原样照搬，而是将不同建筑元素重新整合。芝加哥大学的米切尔塔就是以八角形的角塔，替代了牛津大学玛格达伦钟楼的尖塔，以便与赖尔森实验楼上的塔楼相呼应。充满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校园中心区域，为芝加哥大学确立院校形象、打造品牌效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集移植借鉴、改进创新、坚守传统于一体的校园景观，逐渐生成了芝加哥大学独特的客体文化资本。
大学作为组织，“其差异最为鲜明之处，莫过于它们各自的制度化特征”。如果没有制度化生成，大学文化资本的差异性就会模糊不定，其稀缺性也会湮没不彰。就制度生成的主体而言，可分为内部权威和外部权威两种类型。一般情况下，内部权威生成型往往体现为大学个体文化资本的生成，外部权威生成型往往体现为大学群体文化资本的生成，前者以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名牌大学群体为代表。美国私立大学校长对制度文化资本的建构，绝不仅限于治学，还会涉及大学仪式符号，甚至是校园景观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校园景观，无不得益于历任校长强势而持续的治理。与芝加哥大学文化资本的产生不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法国名牌大学群体文化资本的生成，是基于政府制度强势设定的结果。布迪厄将法国名牌大学比作“大门”，将普通大学比作“小门”，就是对政府在高等学校之间设立某些断裂性鸿沟，强行赋予不同院校差异性、制度性称号的一种隐喻。
（二）认同性：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中介
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与继承者对大学发展理念、群体行为、客观物品、制度设计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大学文化资本一经产生，就需要大学内外部群体的认同，即使在短期内，部分个人或群体不能形成认同，伴随大学发展，也需要通过强制或诱导，通过控制或交往，达成基本共识，否则不可能实现文化资本的价值增殖，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文化的内部认同，可以通过控制和（或）交流进行调节。所谓控制，是指结构性控制，主要体现在通过组织规则、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显性控制；所谓交流，也可称为社会控制，主要体现在促进组织内部人员交流，形成共同态度和团体凝聚力的隐性控制。无疑，团体人员身份的相似性，是控制和交流的客观条件，为人们平等交流奠定了行动基础。当组织关系中呈现出不情愿交往，彼此之间呈现出不平等关系，有令人不愉快的行为出现，或者组织面临不成功的时候，即使是有意识促进交往，也可能并不导致组织认同。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文化也很难发展成为文化资本。就大学组织而言，无论团体成员身份的相似性，还是团体成员的群体认同，都绝非整齐划一式的趋同，也绝非人云亦云式的附和。比如，相对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官僚化身份趋同，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既有前清遗老也有新文化旗手，既有留学欧美者也有留学东洋者，成员身份不可谓不复杂多样，但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引领下，他们融合汇聚为一个新的北大整体，进而使大学文化资本有了突破性发展。
人们思想的开放和传承是外部认同的精神基础。所谓外部认同，既包含大学内部对外部文化的认同和借鉴，也包含大学外部人员对大学文化的认可和效仿。无论是地域国别，还是时代变迁，都会影响或改变外部认同的模式。对美国人来说，荷马（Homer）、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W.）、歌德（Goethe）等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但这并非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的看法，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表达着自己的本能。这种精神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或许能够解释在欧洲传统大学校园里，很少能够看到异域的文化符号，但在美国大学中，这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却随处可见。认同对于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如此重要，以至于衍生的东西，经过群体认同，也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众所皆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的牛顿苹果树，绝非牛顿（Newton，I.）当年因苹果落地而领悟万有引力的苹果树；哈佛大学校园内的哈佛雕像，也绝非当年捐赠者的哈佛（Harvard，J.）本人。但无论是苹果树，还是哈佛雕像，都分别成为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重要的客体文化资本。问题是，既然人们明明知道哈佛铜像并非哈佛本人，因何还能够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这个谜团或许可以在詹姆斯（James，H.）的《教育自传》里寻得线索。在詹姆斯看来，哈佛大学的质疑精神使其受益终身。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质疑精神，令哈佛铜像，既知为假，又可在众目睽睽下安然屹立于校园。因此，如果说哈佛铜像是人们对哈佛大学质疑精神的认同，那么苹果树则是人们对剑桥大学科学精神的认同。
（三）整合性：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重构
大学文化资本的整合，是基于认同基础上的重构，是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需要结合大学文化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不断进行再反思、再内化、再拓展。从类型来看，大学文化资本的整合，可分为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所谓外部整合，是依托大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等整合为大学文化资本；所谓内部整合，是大学精神文化资本、机体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观照、相互促进的过程。
大学经济资本可以整合为客体文化资本，通常又需要融入机体文化资本。也就是说，大学经济资本因为具有了特定的故事、传说等象征性符号，才生成为客体文化资本。1913年，建筑师特伦鲍尔（Trumbauer，H.）设计建造了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事实上，哈佛大学在当时还建造了柯立芝实验室、吉布斯实验室等一系列建筑。然而，威德纳图书馆正是有了与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关联，使其在竣工之日，就具有了与其他建筑不一样的文化符号。而后，关于威德纳图书馆的故事、传言、禁忌等屡屡在坊间流传，为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由经济资本演变为文化资本，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与大学经济资本通常转换为客体文化资本不同，大学社会资本往往转换为制度文化资本。1379年，威克汉姆（Wykeham，W.）在牛津大学开设新学院，由资深教师分别指导学生，并从学院基金中给予补贴，同时允许教师收取学生一定费用，进而开创了导师制的先河。可见，住宿导师制作为牛津大学的制度文化资本，是大学内部网络关系整合的结果。同样，大学外部社会资本也可整合为大学制度文化资本，如在中世纪，教皇为巴黎大学颁布的《大宪章》，赋予其罢课权、迁校权、免除兵役权等。在一定程度上，《大宪章》作为巴黎大学的制度文化资本，是大学与教皇关系互动的结果。
学术资本是大学最原初、最重要的资本形式。所有大学文化资本只有服务于学术资本发展，才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术资本可以整合为大学多样文化资本。无论是毕业典礼时拨动学位帽上方流苏的动作，还是特定的学位服装、校徽设计，乃至流传于大学的名人轶事等，无不传递着大学特定的知识品性。
现实中，大学文化资本更多是多样资本和多样文化资本的杂糅。始建于1900年的芝加哥大学北侧的科布门，是芝加哥大学的入口，其中最令人熟知的，便是那些栖息于其陡峭的三角墙上的各种怪兽。这些怪兽在芝加哥大学的神话与传奇故事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校生将那条形似龙的猎食者，幻化为该校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而那只神情焦虑的啮齿类动物，则象征着过度紧张的一年级新生；至于那头位于大门最高处，飞扬跋扈的鹰头狮身有翼兽，则象征着四年级的老生，骄傲地雄踞在校园社会阶层的顶端。这些在学生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以其独特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的心目中勾勒出了别样的美妙幻影，令人终生难以忘怀。在这里，无论是作为经济资本和客体文化资本的科布门，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校内网络关系，以及由此幻化而成的各种怪兽和传奇故事等机体文化资本，无不浑然一体，整合而成为芝加哥大学重要的文化资本。无论何种资本及文化资本的整合，最终都要归于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融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所大学除了要有高明的教授讲师、丰富的图书资料之外，更要紧的，还要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传统、自由的学术精神与认真的研究风气。
概言之，缺失了精神的校园建筑，不可能呈现出历史的厚重；缺失了精神的网络关系，只能是一帮乌合之众；缺失了精神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只能衍生为学术资本主义，遑论大学文化资本。
（四）变革性：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路向
大学文化资本的演进，既包括大学对传统文化资本的赓续和改造，也包括对他者文化资本的借鉴和扬弃，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从变革的程度来看，可分为渐进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渐进式变革重在赓续基础上的嬗变，大致可以以剑桥大学为代表；激进式变革重在否定基础上的重塑，大致可以以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为代表。
英国向来以文化保守而著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惯习，深刻影响着剑桥大学的组织性情，并形成以渐进式为主流的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以精神变革为先导，以客体文化和机体文化变革为外显，以制度化变革为终结进行的。1510—1530年，伊鲁斯玛士（Erasmus，D.）在校长费雪（Fisher，R.）的护翼下，剑桥大学引进了希腊文，首次批判天经地义的《圣经》，从而开启了剑桥大学的“新学”之门，学校开始从“上帝”的世界进入“人文”的天地。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思想的先导，引领了剑桥大学建筑风格由宗教性的哥特式建筑，向更加世俗性的巴洛克式转型。伴随人文主义在剑桥日益彰显，“剑桥章程”也逐步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异常缓慢，直到1878年，剑桥各学院才开始落实早已修订过的“剑桥章程”，允许各学院院士结婚并保留其院士职位。在此之前，剑桥几乎没有自己的子弟。可见，坚守传统与持续变革是剑桥大学文化资本得以生成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渐进式变革中，也会间或伴随激进式变革。2013年，剑桥大学开始新建校区，其建筑风格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方庭建筑，全部为现代建筑。在这里，剑桥大学带有宗教性质的住宿学院已荡然无存。可以预见，依靠剑桥大学的学术声望，新校区可能会在短时期内积累起雄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但是其文化资本的积累，无疑还需要漫长的历程。
与剑桥大学的渐进式变革不同，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变革表现出鲜明的激进式特征。在“院系调整”及以后的政治运动影响下，北京大学的有形和无形文化资本都发生了整体性重塑。伴随北京大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沙滩红楼，还是紧靠皇宫的京师大学堂遗存，都已经不再是学校的校园象征。尽管北京大学很快形成了博雅塔、未名湖等校园景观，但是校园搬迁后对传统客体文化资本的遗弃，不能说不是学校百年发展中的一个缺憾。除了有形文化资本，北京大学的精神文化资本和机体文化资本也发生着重塑。总体而言，伴随改革开放日益走向纵深，中国大学群体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样态。大学校园日益从原来的趋同，逐步走向异质，校园形态构筑从“控制中心”不断转向“学术中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被赋予新的内涵，校园结构、建筑形式趋向多元化，群体组织手法日益丰富和活跃。
不难看出，大学通过多样资本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整合，采取渐进式为主的变革路径，构建适合自身特色且内外部认同的文化资本，是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基本逻辑。这种生成逻辑既有变革之中的坚守，也有继承之中的创新，亦即，大学文化资本“产生—发展—整合—变革”的生成逻辑，绝非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而是螺旋式的非线性生成。
三、从场域影响到主体自觉：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
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复杂多样。从主体来看，既有外部影响，也有内部自觉，更多是内外部之间的多元互动；从途径来看，既可能是缓慢演进，也可能是转型变革，更多是演进与变革的不断叠加；从结果来看，既可能是主观上积极要求进步，客观上却是消极倒退，更可能是在不经意间或集体无意识的积累嬗变。质言之，作为子场域的大学，其文化资本积累要受到外部诸多场域的影响。
（一）多样场域：大学文化资本积累的外部因素
与场所（Place）不同，场域（Field）并非一个实体性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客观存在的、抽象的社会空间。场域不同，资本的合法性也不同，所产生的效用也不一样。正如场所可以划分为“大场所”和“小场所”，场域同样可以划分为“大场域”和“小场域”。不同的是，“大场所”对“小场所”的影响，远不如“大场域”对“小场域”的影响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小场所”与“大场所”是横向地理空间的关系，“大场域”与“小场域”则是覆盖性的、多维的社会空间关系。“大场域”的组成复杂多样，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社会的因素，而且各因素之间往往相互杂糅，共同影响着大学这一“小场域”的文化资本积累。
1.政治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
作为元场域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对大学文化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19世纪的德国，政府关注大学发展，大学文化资本随之获得丰厚积累，至纳粹时期，德国大学受到沉重打击。在希尔斯看来，与此前的德国政府不同，纳粹政府并不看重大学。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纳粹的不看重，造成了德国大学教师的耻辱感，以及师生间的疏离感，进而促使德国大学全面衰落。
美国大学在经历百年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历程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表明，多数共和党人认为高等教育对美国具有负面影响。这并不表示共和党人不需要高等教育，而是认为只应该支持直接带来就业的专业。“也许，大学真正的生存威胁并非来自慕课、兼职趋势或者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来自‘我们可能压根不需要大学’这么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无疑，如果政府部门对大学的态度发生逆转，势必将影响到大学文化资本乃至大学其他资本的整体性积累。
2.经济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
如果缺失经济支持，大学很难构建和维护必要的文化资本，特别是客体文化资本。伴随高等教育经费紧缩，纽曼（Neuman，D.）对大学忽视校园景观的维护深表担忧。他认为，老旧建筑或许已经过时，但对于校园功能却至关重要。经济同样会影响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在中国近代大学中，上海的院校与清华大学都重视体育竞赛，但上海的院校更重视竞赛胜负，而清华大学重在强调永不放弃精神。尽管上海的院校对运动竞赛看重胜负的原因多样，但在经济开放的大都市，更容易产生竞争性的大学文化资本。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动往往制约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进而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与经济有关，但不是唯一的关系。相反，文化和经济大体呈现出反比的规律。虽然物质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玩物丧志”，但当物质发达窒息了精神发育时，就会对文化资本积累产生不利。文化资本只有付出一种脱离经济必然性的代价才能获得。可见，经济尽管对大学客体文化资本和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对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却往往是脱离性甚至是反向性的。这或许能够解释，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尽管经济匮乏，也能弦歌不辍，积累起丰厚的大学精神文化资本，无论是学校简陋的校门，还是师生简朴的生活，至今都能为人津津乐道。
3.文化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
传统文化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积累。自中世纪始，德国就有游学之风，整个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相比而言，英国传统更加倾心于阶层划分，并通过语言文化来呈现。牛津大学最盛产的、自认为最高贵的人，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而是文学家、诗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牛津腔”也与统治阶级密切相连。与英国不同，中国大学分层更多源自儒家传统的等级观念。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变革中，传统上具有两个极端，一极是权威式的高度集权的官僚高等学府，另一极是相对进步和灵活的书院式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正规的教育机构。伴随高等教育发展，东南亚地区的院校也都出现了等级加剧的情况。这种院校分层都有着儒家等级观念的文化渊源。
地域文化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积累。如果说上海与北京的地域文化差异，仅仅造成了两地校园风格的不同，那么芝加哥大学的地域文化所带来的更多是危机和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芝加哥大学却遭遇到城市文化的严峻挑战。伴随种族隔离政策的推行，1950至1956年，约2万名白人从芝加哥大学周边迁出，2.3万非白人迁入，致使社区犯罪猖獗，大学师生一度陷入恐慌。在1956年秋入学新生中，有51%的学生提前辍学。为此，芝加哥大学不得不启用海德公园改造计划，使之成为适合教员的宜居之地。同时不得不提高教员薪金，从而缓解大批教员外流。为了追求卓越，芝加哥大学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资本，来弥补区域文化对大学文化资本的侵蚀。
4.社会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与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密不可分。大批美国人留学德国后返回，对大学现状表现出诸多不满，有抱怨大学不做研究，有抱怨对教师科研考核不严，有抱怨研究成果在教师聘用和晋升时得不到认可。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广泛诉求，影响了美国大学理念的重构，不但催生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也推动了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的现代转型。在美国，董事、校友及捐赠者才是真正决定大学政策的群体，甚至普通民众乃至新闻界，也对大学文化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一言以蔽之，广大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无不影响和牵动着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
不同的社会场域，往往会塑造不同的大学文化资本。就大学精神文化资本而言，美国东海岸的耶鲁大学倾向于传统、内敛和人文，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倾向于创新、自由和科技。在斯坦福大学，关于一个工程师能做什么的定义，一向与别处不同。硅谷最好的高科技公司都是由目光远大的工程师创办，工学院所有教学楼上，都矗立着一位工程师的名字。在这里，人字拖、牛仔裤、套头衫都是公认合乎时宜的穿着。创新、创造、创业精神，构成了斯坦福大学独特的精神魅力。这种创业精神，不能离钱太远，否则得不到最好的投资人和工程师；也不能靠钱太近，否则就会失去激荡人心的魅力。不难看出，坐落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已经积累出来与东海岸大学截然不同，但足以与之抗衡的大学文化资本。
（二）主体自觉：大学文化资本积累的内生动力
大学文化资本积累，不仅是外部影响的结果，也是自身建构的产物。在相似甚至相同的外部场域中，不同大学可以积累出数量、质量、风格等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本库存，就是大学主体自觉性发挥的最好明证。
1.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
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主要体现在是否对高深知识核心价值的坚守，是否能够引领时代精神，是否能够形成组织个性。当然，在坚守大学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并不排除其他价值理念的融入，但要看它们能否维护和坚守高深知识。大学实现核心价值的路径和方法多种多样，不同时代的高深知识会呈现出不同的知识品性。因此，大学高深知识的发展性、多样性和时代性等特征，要求大学精神文化资本要适应高深知识发展，在多样高深知识中确立组织的发展理念，在引领时代发展的同时，坚守自身的知识品性。
历史上，宗派主义曾经将老芝加哥大学逼上绝路。新建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Harper，W.）认为，应当用更加广博的精神注入这所大学。他将芝加哥大学定义为一个知识与理性的共同社区，以寻找最高的善行伦理为宗旨。20世纪30年代，哈钦斯（Hutchins，R.）继承了哈珀的传统，但是两者明显不同。哈珀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通过质询来实现团结的机构，哈钦斯则倾向在机构的道德宗旨和个人的知识追求之间，不留任何的空间和余地。20世纪60年代，校长列维（Levi，E.）试图以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主义模式，将哈珀和哈钦斯的元素融合起来。芝加哥大学今天表现出的，是他们三人的愿景。可见，芝加哥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之路，是坚守核心价值与引领时代发展的融合之路，是从哈珀到哈钦斯再到列维，一脉相承又不乏创新的进取之路。这种精神文化资本库存，无疑为芝加哥大学应对周遭社区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动力支持。
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独特性，一定意义上决定学校发展的独特性。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存在诸多不同，但与其他大学相比，又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从制度文化资本来看，两者都有特色鲜明的学院制。从机体文化资本和客体文化资本来看，两校都有训练政治家的辩论社，都有一起谈天、饮酒、吃饭、喝咖啡的生活传统，许多学院都有相同的名字，譬如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等。但是，牛津和剑桥是双星，不是日月，因为没有一个是借着另外一个发光：二者都靠自己的热，发自己的光。时至今日，牛津大学仍然被看作英国人文教育的布道场，“上帝乃吾光”是其矢志不渝的精神旨归；剑桥大学被看作是英国理性教育的策源地，“启蒙之地和求知之所”是其区别牛津大学的价值诉求。
2.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
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主要在于是否能够呈现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价值追求，是否可以与其他社会阶层或院校形成区分，是否能够向外界展示组织自身的特性。换句话说，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不存在效仿甚至移植，并非不存在变革甚至断裂，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一定是融入了大学精神文化资本，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语言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形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和白话文就在知识界产生强烈纷争，并代表着保守和进步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伴随西学东渐，外语尤其是英语逐渐成为大学普遍重视的教学内容和语言。但是，在学者们看来，大学师生运用的英语，是一种学术成就；通商口岸买办们的商务英语，则是一种谋生工具。文化的重要分野不在于“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而在于“雅”与“俗”，人文精华与贩夫走卒。彼时，英语作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与外界尤其是商界产生了明显区隔。如果把语言作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拓展至西欧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拉丁语作为中世纪大学的通用语言，曾为其创造了世界性的影响。然而，伴随大学发展的世俗化尤其是国家化，拉丁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成为一种历史的语言。1961年4月，哈佛大学两千多名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强烈反对以校长普西（Pusey，N.）为代表的校方，取缔用拉丁语书写文凭的决议。挤满了马萨诸塞大厅的学生，不停高喊“要拉丁语，不要普西”。这充分表明学生对拉丁文的青睐。而今，拉丁语依然在西方大学的校徽、校训、典礼中随处可见，这无不折射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积累的主体自觉。
服装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在罗索夫斯基（Rosovsky，H.）看来，只有法官、牧师和学者有资格身穿长袍。长袍象征穿戴者思想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表明直接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允许在威胁下行事并屈服于压力。而今，学位服已成为中外大学普遍选择的典礼着装并通过颜色、款式、徽标等呈现出各自的院校文化。此外，师生日常着装偏好，也能够发挥类似功用。在中国近代大学，有三种样式的服装可供学生选择：中式长袍、西装和制服。宽松的长袍，是读书人的传统服装；西装革履，是通商口岸职业精英的打扮；制服，又称中山装，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倡的学生服装。当时，长袍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悠闲、逃避体力劳动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象征；在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等人员看来，长袍代表着软弱和优柔寡断。然而，作为西化程度最高的公立大学之一的清华大学，为了证明自己是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而非美国文化的殖民地，则把蓝色长袍作为校园的主流服装。清华大学对日常着装的选择，不但是对世俗观点、政治权力和文化殖民的反抗，也是对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自觉坚守。
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积累更多表现在各种仪式中，而且越是古老的大学，典礼的仪式性往往会更加细致和严格。在剑桥大学毕业典礼上，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学袍，其长度、袖子、丝带、帽兜、扣子等部件，都会因学院、专业、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各异。伴随礼仪官依次念出学位获得者的名字，毕业生趋步上前，跪在校长面前。校长用拉丁文予以祝福。每位毕业生都要握着校长的手指，没有人去握校长的拇指，所以一次只能毕业4个学生。一定意义上，剑桥大学正是通过语言、行为、着装等，在毕业典礼仪式上，向世人展现出自身对院校文化的坚守，对组织精神的追求，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对组织特性的彰显。
3.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的积累
建筑是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纽曼看来，一幢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楼宇，并且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虽然其历史少于50年，也可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幢具有100年历史的建筑，如果没有重要的建筑学特征，没有产生重要的人物或历史事件，可能只被认定为具有很小的历史意义。但这种建筑在一个历史地段中可能被看作“有贡献的建筑”。可见，时间长短并非是衡量大学客体文化资本价值的唯一标尺。
但是，没有一定历史积淀的院校，也很难积累出独具风格的建筑类客体文化资本。在西方，有着中世纪传统的古老大学，往往都会呈现出整体性的宗教建筑风格，其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又因在组织发展中未曾发生巨大断裂，因而成为这一群体风格的典型代表。大学客体文化资本需要传承，也需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行创新。在初创时期，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一般没有自己标志性的建筑。伴随它们在中国本土生根，一种融合中西方传统的建筑类型应运而生。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不但开创了一类建筑风格，而且使教会大学能够从直观层面，更容易被国人接受。当然，这种中西合璧式建筑，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文化杂糅的教育理念，为教会大学建筑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品性。而今，教会大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们留存下来的建筑，虽几经修葺或易名，仍能在一些中国大学校园中看到。这些独特建筑，无疑成为大学倍加珍视的客体文化资本。
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绝不限于宏大建筑。一定意义上，大学校园里的一树一木、一路一桥、一桌一椅，只要融入历史名人的风雅趣味、经久传颂的校园故事、可兹怀念的大学性情，都可以从实体性的经济资本，演变为神圣性的客体文化资本，无论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之路”，还是哈佛大学的“哈佛雕塑”；无论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桥”，还是“苹果树”，都是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积累的生动体现。在哈佛大学周边，仅是“剑桥”、“牛津”的街名就足以让人怀旧，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无不暗示着别样的品位与生活方式。概言之，大学客体文化资本只有在精心呵护下，才能历经沧桑得以留存，才能时间愈久愈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4.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
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重在威权部门建章立制。换言之，大学内外部威权部门，是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积累的行动主体。但是，制度能否可持续，能否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还需要大学内部群体的广泛认同并自觉遵行。此外，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为组织发展带来结构惰性，甚至阻碍组织发展，因此都需要适时变革。然而，频繁的制度变革，也容易将组织推向消亡。所以，从制度调整来看，既要避免朝令夕改，也要避免因循守旧，在变与不变中掌握微妙平衡，是制度文化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学院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特色和灵魂。谈论牛津和剑桥，如果不谈论学院，就像谈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谈论王子一样。换言之，正如王子是《哈姆雷特》的主角一样，学院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体。学院常被描绘为“独立王国”，只要关了大门，就不止阻止了城镇权力的进入，纵使大学权威也要到此止步。学院之主权是由学院的规程而来，而规程则是由英王及国会核准的。事实上，大学经典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无不需要外部威权赋予的制度保障。在中世纪，如果没有教皇发布的“教学通行权”制度，大学不可能产生欧洲范围内的国际影响；在19世纪，如果德国政府没有把教授纳入公务员制度，教师进行纯粹研究的学风便不可能盛行；如果美国政府没有颁布《莫里尔法案》，就不可能催生出“赠地学院”，也不可能产生服务社会的大学职能。此外，在同一国家管理范围内，各大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内部威权部门的制度设计同样重要。推而广之，大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一类组织部门，主要在于大学内部威权部门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规范的内容和对象，既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也包括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仅就学生层面而言，出台规范学生行为的规章制度，往往是学生管理特色化的有效路径。在布迪厄看来，大学不断向新人推行和灌输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文化。这种文化最具仪式意义的方面，有时会成为规范化的对象，就像《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校规》或者像西点军校学生的《荣誉守则》一样，它们都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叙述着支配学生行为的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这些校规、守则等内部制度文化资本，大学才能够不断积累并彰显各自的组织特性。
无论是外部威权部门，还是内部威权部门；无论是制度创建，还是制度演进，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最终都要归结于人。进一步而言，大学文化资本乃至大学多样资本，都是行动者建构和积累的结果。如果没有牛顿、弥尔顿（Milton，J.），就不可能有剑桥大学的“苹果树”、“桑树”；如果没有伍尔华茨（Wordsworth，W.）、徐志摩，也不可能有“一男一女”的迷人钟声，以及“再别康桥”的离愁别绪。正如人们谈及哈佛大学往往会谈及艾略特（Eliot，C.W.），谈及北京大学也会谈及蔡元培，他们都为大学文化资本的构建和积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但是，我们在追念硕学鸿儒之际，也不能忘却众多无名者的付出。一定意义上，正是有了默默无闻的辛勤园丁，才能浇灌出剑桥大学的“苹果树”；正是有了守时的撞钟人，才会听到迷人的“校园钟声”；正是有了“泰坦尼克号”的“女士优先”，才会催生出哈佛大学的威德纳图书馆；正是有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才会成就近代北京大学的沙滩和红楼。一言以蔽之，正是有了大学的行动自觉，才能有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和积累，才能使大学组织不断走向千帆竞发和百舸争流，才能使大学这一历经近千年的传统组织，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2024年第2期 总第529期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授）
